在社會轉型期中對協商文明的洞察與建構
——楊吉成《中華協商文化芻論》視野與境界論述
上官燕
（楊吉成，四川省文聯副主席，曾任成都市文聯主席，現成都市委某部門負責人。出版有古詩詞、理論文化大量書籍。感謝其對瀘州文學的支持。）
楊吉成的《中華協商文化芻論》俯仰古今，見微知著，廣博厚重，立意深遠，給人以滄桑的歷史感和厚重的文化感。作者從歷史的淵源、從民族的風俗習慣等社會現象中挖掘出深厚的理性與內涵，從精彩的引經據典中彰顯出協商文化的厚重與豐富。
楊吉成的論著始終貫穿著一個鮮明的主題，那就是對中國協商歷史、中國協商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問。他利用自身淵博的歷史知識和豐厚的文化功底，將歷史與文化相契合，將中國與世界相溝通，歸納出協商文化的特征，進而呼喚“協商文化傳承”，呼喚“建立健全的協商文化人格”。
在著述中，楊吉成并沒有受到傳統觀念的束縛，而是在傳統觀念的基礎上，用他的思想來穿透了他所思考的對象，用他視野的廣闊來籠罩了他所思考的對象，使他的這部著作既結構完整，又打開了空間。《中華協商文化芻論》不同于以往的協商題材的論述，只注重政治協商，只關注協商內容的表象，只在乎局部的協商文化的片段，而在這部書里，作者用他深邃的目光和思想透過這些現象，把關注的焦點定位在這些表象背后所沉淀的文化內涵上。比如揭示出了協商文化的思想內核：同一性、協調性、和諧性、即時性、包容性、開放性、人文性。他對協商文化的外部特征也定位得很準確：范圍的廣泛性、類別的復雜性、過程的豐富性、方式的變通性、時代的標志性、凸現的聚合性。這些特征的表現，是對著作內容的深厚和境界的開拓，同時又在大的背景里把主題收束在歷史與現實范圍以內。
他的這部論著說理暢達、沖淡平和。在題材的剪裁、縫合和表現主題的過程中，歷史的脈絡軌跡成為內在的凝聚力，使一切知識性材料，時時、處處都緊扣住協商文化這一中心，散而歸一，雜而不亂。在他的每一個相對獨立的篇章中，都敘述著鮮為人知的掌故、軼聞、傳說、故事以及中國和世界各地的協商文化的風土人情，“印跡昭昭煥史冊，前賢后昆論短長。”這些豐富的歷史知識，有助于思想的敏捷，想象的翱翔。
在《序論》一章中，作者思接千載，天馬行空的聯想，舉重若輕地把文史等多方面的知識積累融入了感性的敘述中，寫了中華協商文化源遠流長，特別又闡釋出構建協商文明這樣一個新形態在當今社會彌足珍貴。
他的著說沖破了小情、小景、小思一般隨筆寫作的特征，收放自如，氣勢貫通，隨時體現出一種大氣魄。從《尚書》到《史記》，從《伊訓》到《春秋》，從《爾雅》到《中庸》，從國內到國外，從堯舜的煙塵到漢唐遺風，從三國的軼事到現代人敏銳的思辨，不斷超越著時空的局限，提出了在文化史上，儒、釋、道間，中華多民族間的和合共榮是主流的觀點，把傳統題材，延展成了文化內涵的深厚負載。
他在寫作中鋪陳得開，張揚得來，只要細細品味就能發現，每一篇一開始敘述，就進入一種擇定的節奏系統，他知道推進的速度，更知道回蕩旋轉，即使那些難啃的段落，他也能用放慢或加快敘述速度來貼合讀者的心理推進邏輯，然后再前前后后回蕩幾圈，在讀者回味無窮中收筆。從楊吉成的著說中，節奏早已不僅僅朗誦家口中的抑揚頓挫，而是一種近似于一種心理氣氛，只不過楊吉成突破了一般作品的短程節奏，進入到了長篇論著的長程節奏。
他能把宏大甚至龐雜的歷史和文化信息，用兩種辦法統一。第一，他能把看來是毫無聯系的多元的故事、景物，聯系成一個統一的整體。他寫出協商是一種過程，協商形式多樣。遵循程序、約定俗成、恪守規則即是方法，單刀直入、迂回曲折、一波三折、十面埋伏、險象環生、異軍突起、良性互動、峰回路轉、柳暗花明、諧趣橫生、皆大歡喜等等，描摹出了協商的過程。第二，意象不過是外在形態，通過這外在形態，楊吉成對豐富歷史自然信息用一種單純的智性觀念貫穿到底，并且層層深化。比如他論述“有容乃大”， 他借大唐之初，突厥曾經為患北方多年，唐高祖為了國家安寧不得不暫時向突厥示謙獻禮的故事，把抽象的協商文化的理念概括性化為可感性。又比如他要想方設法說清楚“協商須得開誠布公”，把“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的唐代集中在“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盛況之中。用 “山外青山樓外樓，更有高峰在前頭”的景象表明開通開放促進文明。從中國人的文化人格伸發開去，從雍容大度到開明開放，從理念的層面到具象的佐證，他都能夠出入古今，在理論的框架內，仍然長袖善舞。
作者在定義“協商”概念中，首先用敘述的筆調寫了協商的來歷，所謂“先有文，后有字”，“書者，如也”，“二字相合為會意”（《說文解字.序》）二是闡明由二字或更多的字相組合，在原意基礎上就產生新的意義。在這個層面上，對協商的概念的定義更側重于內涵的多樣性，可是依然是以歷史為主線，突出了每個時期的特色與文化，例如在“協合萬端”這一小節，“協”至少有如下意思：第一是齊心協力。協，古體作“協”、“恊”、“勰”、“葉”，文字字形表示多種力量的同心戮力。第二是協之要義在于協和。協者和也：“協和萬邦”。第三是“協”表示一種事業。“協者服也”。
在內在的意蘊上，用一根思想的線索把紛紜的信息貫穿起來。文情和智性在歷史中統一，三者的結合部、臨界點是非常驚險的。如果說這三者之中，他表達最多的還是理論建構的東西，但最不能離開的還是其中的文脈，因為這在他心靈里是現成的。他通過對協商文化概念的深入挖掘，表明：協，是一種事情、事業、事功、功業，甚至偉業。而這種事業，是靠眾人之力一心一意同心同德心甘情愿方能成就，是在和悅和諧的情狀下進行。
因此他對臨界點恰如火候的把握，使他能夠站在歷史的高度，以理性的思考融入智性與情感，考察著中國現存的原始文化，去解析文化的生命，重新審視中華文明。它擺脫了沉湎于自我小天地的小家子氣，而表現為一種情懷更為慷慨豪邁的大視角，體現出一種沉甸甸的歷史感和滄桑感，一種浩然而毫不矯情的典雅與大氣，一種俯仰天下古今的內在意蘊與感悟，一種文脈貫通中融匯的智慧與思考。
在這部論著中，楊吉成寫得最好的篇章，不是那些理論性十足的篇章，而是把智性和文情，也就是在智性的概括滲入文情的審美篇章。楊吉成能夠進入到紛紜的歷史資料，而不為史料所役，還要用自由的想像和深邃的理性去駕馭它，把文情、智性和歷史的信息和諧地結合成在一個升華了意象和深化了的話語中，這是相當不容易的。
他的心靈不屑于概括一種有限的場景，而常常是一個時代的文化性格，乃至一個王朝，一個地區，幾個朝代的文化風尚。如果他要寫某種具體的協商事例，那他的構思也超越了現場的景致，像他寫脈絡軌跡，比如勞動起源、協和處眾、詢謀則用、盟會朝會、采風制度、游說論政、星光闌珊、清議清談這樣的篇章，能把千百年的文化的歷史概括融入他的話語。再加上，他心靈的活躍，總是把文才的敏捷、文化歷史的沉思和哲學的概括統一起來，或者升華為一種統一結構。歷史的沉吟與個體經驗的敘述，諸多意念紛至沓來，跌蕩起伏，民俗和藝術經典的穿插，時間空間和空間的緊密的連貫和空白，意象遠距離的呼應，使得他文章的結構繁復而多彩。
如果不是文情、智性和歷史的水乳交融，有誰能夠想像，通過“禹、稷躬耕而有天下”、“弗詢之謀勿庸”， “堯設誹謗之木，今之華表也……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能夠揭示出協商文化的深層奧秘？
獨特的角度以及對文化歷史現象深沉的思辨構成了楊吉成文化論著的一大特色；盡管從表面來看，《協商文化芻論》是一部自成體系的嚴謹理論著作，但對民族傳統文化的感悟、對民族傳統文化心理和群體人格的揭示，又氤氳成楊吉成文化論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雋永的的文化韻味，無疑從傳導出的精神氣質來說，它的視野上又具有開放性。
楊吉成把自己置于當下，又隨時將目光穿透歷史，從歷史中尋找現實的回應，從而找到自己寫作的支點，構建一個協商文化的參照系。也就是說，他不僅僅是歷史回顧而已，不僅僅是對文明失落的嘆息和探索而已，他更重要的是尋找一種建設，一種建構，他探求的是這樣一個向度，這樣一個目標。通過對協商文化的傳承、健全的協商文化人格的建立，追尋協商文明的蹤跡和穴位，楊吉成獨立地發出了一個中國文化人面對歷史、面對文化、面對文明時內心真切的聲音。顯而易見，作者試圖與歷史對話，與歷史共鳴，在自身與歷史的對話中形成他自己獨特的歷史語境與歷史情懷。
《協商文化芻論》洞察了中國協商文化的根源，揭示了協商文化在中國文化環境中存在的自然性和必然性，點明了互動共鳴、審時度勢、坦誠布公、游說勸導等八種把握的方式方法，并對中西協商文化進行了比較分析。更重要的是楊吉成的著作不是表面地在一個自在體系中論證，而是時時滲透著文化的因子。
縱觀楊吉成的協商文化體系，可以發現，楊吉成用他的筆傳達出了他的思考：協商文明的根在哪里？協商文化在歷史傳承中軌跡脈絡如何梳理？協商文明又能否重新更生，而走向更加開明的道路？中華協商文明又如何與別國的協商文明區別？需要吸取些什么？中國現今的協商政治如何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養分？楊吉成所觸及的文化、人格、歷史、民族、文明等等主題，在當代社會里面，可以說都是有待于重建、有待于重新審視的話題。他論述的落腳點在于當代或未來的文化交替中不可只留下文化的根而卷走文化的魂，要從根本上去繼承，從而將文化發揚光大，在自如的語言敘述中一步步將讀者帶入文化意識的河流，啟迪哲思，適應了一個時代轉型的需要。
楊吉成能夠寫出這樣一部著作來，與他得天獨厚的自身條件和社會條件是分不開的，作為一名具備有深厚的古典文學素養的著名作家，再加上他長期擔任成都市文聯領導職務，后又在成都市委一個部門負責的經歷，他有開闊的社會視野和大度的政治胸懷，當深思熟慮的思考從心靈中激發出來，就產生一種責任和使命感。倘若沒有深厚的學養，要想把知識轉變為思想，把見識轉化為文字，實在就容易差那么一籌，隔著那么一層什么。
可以說，楊吉成的這部著作，有著融思想、智慧、文化素養為一爐的大容量和大深度的話語份量，這種融會貫通的力量，總有那么一個向心力，指向中國文化，指向中華文明。他的思考和探索將對建構當代新的協商人文精神、提升整個社會協商文化精神品格起到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