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瀘州“文化人”編寫的“瀘州”的作品已出版了若干部，有再現“千年江陽”歷史的，有表現瀘州二十年變化的，有突出瀘州某行業成就的，或敘述瀘州今昔之變遷，或介紹瀘州經濟之繁榮，或概述江陽千年之金石；但以瀘州“政界人”，從歷史角度勾勒出千年江陽的一個“截面的瀘州”，則應該推徐龍治先生主編的《百年瀘州》了。

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百年瀘州》一書，共有30余萬字。外貌似為地方斷代史，內容卻為“雜言”，敘述之種類多。涉及文化類，如《中國歷史文化名城（1994年）》、《蔣兆和與＜流民圖＞（1989年）》等；教育類，例《創辦川南師范學堂（1901年）》等，政治類，如《農業學大寨（1964年）》、《人民公社化運動（1958-1983）》等；人物、事件類，例如《劉伯承領導瀘州起義（1925年）》、《瀘州解放（1949年）》、《朱德總司令視察瀘州（1963年）》、《鄧小平同志視察瀘天化（1965年）》等，還有旅游類、建筑類、釀造類諸多內容，凡此種種，涉及廣泛。這些讓我們能概覽“百年瀘州”之喜之樂，之哀之怒，之困之苦，之今昔、之新舊，及其不堪之往事與繁榮之昌盛；我們也可閱讀瀘州百年蒼桑之經歷，也可察看江陽治理之史鑒。可以說此書內容再現了瀘州“百年風云、百年發展、百年人物、百年事跡”，其文筆“提綱挈領，以簡馭繁。”（徐龍治《序》），即“平面”的史志，因“點線”的章節串聯而生輝，內容以此而豐富。這為本書特色之首。

反之，以“點”的形式，覆蓋“百年瀘州”的各類事情這個“平面”，這為本書的又一特色。

本書不是以“史書”那樣用“章回”分解而敘事，也不是“演義”那樣以想象而敘述；而是以各個事件出現的年代為目錄，文章間無聯系，各自可以閱讀。獨篇閱讀為文，語言敘述簡明，說明確鑿；一文為“點”，連接為“面”；同時有翻看閱讀本書為“志”，而閉目瞑思為“史”。可謂有“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蘇軾詩）的感受。如《惲代英在瀘播下革命種子（1921-1923年）》一文，雖有教育、思想在先，但是“革命思想”的傳播是進步教育的一股洪流，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瀘州人的思想和追求。又如《稅西恒創辦濟和發電廠（1922-1925年）》，雖然是瀘州原始水利的發電廠，但是卻點亮了瀘州半個城市，也照亮了瀘州電力發展的歷程。兩個例子前一句說的是“峰”，為“點”為“側”，即“志”，后一句說的是“橫”，為“嶺”為“縱”，即“史”。我們均可以這樣來閱讀本書的各個文章。可見，《百年瀘州》以一文為“點”而閃亮，因“面”而生輝。不能不說這也是《百年瀘州》的一個特色吧。

《百年瀘州》全書以敘為主，其說明方式也顯示其特點，例《修筑藍田機場（1945年）》一文：“征地1800畝，征集民工86000人，……。于3月16日開工，5月底竣工，……工程用土方90萬立方，石方13。78萬方，建成跑道一條2200米，寬60米……”，這些數據給人真實的感受，給人一種力量；又如《法幣成廢紙（1948-1949年）》：“100元法幣，1940年可買一頭豬，到了1947年就只能買三分之一盒火柴了……1升大米價格，1935年為0。22元，1941年為2。70元，到1948年漲到250萬元，1949年更漲到500萬元。”由此可見，再現了舊中國通貨膨脹的可怕和“嚇人”的現實的一面；現在我們坐在和平年代里思考“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含義，就會有其新的內涵和答案了。類似這類數字說明的文章在本書中還比較多的；另有少量的敘述式說明，例《瀘州二十世紀大事記》等；這雖是說明，但仍然給人思索，給人啟迪，給人教育，等等。這為本書的第三個特色。

第四個特色，我認為是本書以《序》所說的：或為資政，或為存史，或為教化，或為團結，或為宣傳，一言而概之，傳承了瀘州的文化，因為“文化是人類完善的一種狀態或過程。”（《文化研究讀本》12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歷史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城市文明的反映。因此，本書以求實存真的精神宣傳愛國教育，宣傳瀘州，以“覽之，前者可考；鑒之，后者可因。”（趙永康《瀘州圖記》），何樂而不為呢！

以上為《百年瀘州》特點的簡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