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文學的魅力
——胡正銀鄉土小說集《西鳳坡》讀后
張 偉
蘇軾曰：“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讀胡正銀鄉土風情小說集《西鳳坡》，給我的第一感覺正是如此。
小說集《西鳳坡》是作者長達數十年生活、勞作和智慧的結晶。
作者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生在川南農村，至今與農民保持著難舍難分的緊密聯系。幾十年對川南民俗風情的耳濡目染和細致觀察，將鄉土親情和文學的厚愛傾注筆端，鮮活的人事俚語理所當然地變為自己取之不竭的創作源泉，憑著自己的悟性與對文學的執著追求，創作并發表了上百萬字的作品。他的小說用細膩的筆觸聚焦底層民眾，書寫家鄉父老經濟的困境、生存的艱難、精神的重壓以及對生活和理想不懈的追求。既有對山鄉自然環境樸實無華的描繪，又有對村民勤勞善良、淳樸敦厚、熱情粗獷等品格簡練有力的素描；既氤氳著雞鳴狗叫的鄉村氣息，又譜寫了家長里短的生活變奏——如割豬草、放牛羊、犁田耙田、栽秧打谷、求巫醫、“燒燈花”、鹽道奔走、土匪猖獗、“人肉包子”等，攜帶著大量濃郁川南民俗胎記的鄉土信息、鄉音土語。準確深刻地反映了這一方水土民眾生活的歷史現狀，給讀者帶來了特殊而難忘的視覺沖擊！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是怎樣一方鄉土：黃澄澄的稻谷、綠油油的小麥、泥墻、黑瓦、老人、小孩、山巒、河流、月光、夜色……多少奇趣盎然、野氣撲人的景物，能不讓人浮想聯翩？能不激發出作家的創作靈感！“山里的空氣特別新鮮，樹林間云霧你纏我繞纏纏綿綿……雨后的草尖涂著一色粉黃一夜到天亮便抽高的一節嫩黃顯而易見。鳥們柔起各色嗓子脆啼婉鳴地請太陽，一聲聲蹦出林子滑著樹尖露珠流過去便有了一道音樂”（《石磨房》）。輕柔的文字，幽深的純美，漸次展開對景、物、人、事的描寫，都符合鄉土小說所有的內在元素。川南地域特色，“鄉巴佬”形象，鄉土敘事藝術，粗糙的鄉土方言等無不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幅川南鄉土風情精美而生動的畫卷。
常言道“畫虎畫皮難畫骨”。人物刻畫是小說中最難把握的重點，直接關系到作品的優劣。 “一個粗眉大眼的漢子，四十來歲，油亮亮的皮膚，穿件皺巴巴的衣襟，周身汗漬斑斑，肩上扛一個裝得鼓鼓囊囊的口袋，一只手里還提了一只雞，喘著粗氣往大門走來……”寥寥數語的描摹，將依然堅守“三分薄田”的農村老家那個勤勞質樸的農民形象活生生展現在我們眼前。
《西鳳坡》18個短篇中除了對人物精彩的外貌描寫外，還有對人物語言、行動、心理、性格特征等進行恰到好處的刻畫，因而呈現在讀者面前的人物都具有脈動豐滿的立體感。無論是母親的溫柔賢惠慈愛、爺爺和父親的勤勞善良豪爽、留守老人和婦女的孤獨無助掙扎，還是基層官員的求真務實、為民辦事（《天堂鄉紀事》中的李為民）以及玩弄權術、欺上瞞下（《西鳳坡》中的王樹立、巫書記）都形象鮮活。總的說來，小說在人物塑造上有描畫、雕刻，有工筆、寫意，外在特征和內在品性、間接烘托和直接刻畫相結合，避免了人物形象的臉譜化、公式化，使藝術的棱面栩栩如生、入木三分，人物形象有血有肉，呼之欲出。
毋庸置疑，是廣袤農村的鄉土生活、農民兄弟的喜怒哀樂、豐富多彩的農耕文化給了作者充沛的藝術養料。所以，作者的故事和人物多以鄉間的勞動場景、鄉間的邏輯活動、鄉村的生態語言、鄉村的思維方式來展開。如《西鳳坡》中回鄉創業的狗四、“刁民”張彎彎、鎮委委員王樹立、巫書記等圍繞征地拆遷這一主線來回折騰，展現了改革開放以來農村、農民、土地所經歷的苦痛與抗爭的怪現狀；《石磨房》中自私無情、窮困堅韌獨自拉扯三個兒子長大的三表舅，在愈來愈老“做不了農活”之時，讓他引以為傲的兒子們卻找出種種借口拒絕給付養老錢，最后孤零零點燃了棲身數十載的石磨房自焚而亡，酸苦慘烈的畫面不能不引人思考。《么叔的那些事兒》中描寫了么叔、二狗、吳夢二個男人與一個女人之間的浪漫、凄美情事，將川南一隅的農民那種淳樸厚道又不乏理想追求淋漓盡致地曝露在外；《門客》中以楊洪發卑劣地掌控“二奶”及后面的各類官員，在當地左右縫源、如魚得水般謀求一已之私，深刻揭示了當下齷齪丑陋的官場生態。在小說娓娓道來的故事中，作者為我們提出了許多當代農村非常沉重的話題：“三農”問題、環保問題、征地拆遷問題、敬老養老問題、留守婦女及兒童問題……
寫得好的短篇小說就是這樣具有豐富的層次、思想、情感、人物特質、社會意韻、審美狀態及精神指向，一層一層在作品里彌散著，發人之未發、言人所未言。
全本小說讀下來給人一種結構嚴密、緊湊明朗，穿插同步、交錯展現，互為襯托、懸念叢生的適巧感覺。歷史和現實，鄉村與嬗變、人生與哲理交融在一起，風俗風物中寓歷史浮沉，命運起落中見世事變遷，故事情節張弛有度，矛盾沖突拿捏精當，讓讀者在富于質感的生活描寫中得到諸多新鮮感受和啟發。
讀《西鳳坡》之前看過一些鄉土文學，總的感覺是有的作者與鄉村生活有一層隔膜，不能真切做到人物語言的個性化、方言化。鄉土方言是一個地域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現，它潛藏著大量生存信息和密碼，也承載著一方水土中豐厚的文化底蘊。著名作家陳忠實在《白鹿原》里用了不少陜西關中方言，土得掉渣渣。他辯解說：“文學寫作的表述語言中摻進方言，有如混凝土里添加石子，會強化語言的硬度和韌性。”像沈從文的湘西方言、賈平凹的商州方言、路遙的陜北方言、趙樹理的山西口語、汪曾祺的高郵方言、王朔的京片子口語等，讓人聽來別有一番味道。也許鄉土文學的精髓和魅力之一就是于此吧！
《西鳳坡》里表述了大量川南地域特色的方言、口語和風俗，生動、形象，令人過目不忘。如：“龜兒子，背倒老子摘桃子嗦？”、“日怪得很”、“格老子”、“脫不了爪爪”等，尤其是極具民情習俗的“燒燈花（民間醫術）、答答糾（吝嗇）、理伸展（事情辦好）、焉妥妥（無精打采）、響篙（打嚇牲口的工具）、逗幾鬧（故意制造麻煩）、猴三尿（酒）、日龍包（特別蠢笨）……”對于這種文學作品中的方言現象，作家王蒙說過：“一種語言并不僅僅是一種工具，而且是一種文化，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群，是一種生活的韻味，是一種奇妙的風光，是自然風光也是人文景觀。”在本地人和異鄉人的眼里，獨具特色的方言口語特別能顯示出地方風韻，傳達出濃厚的鄉土情趣，這正是作家意圖著力營造的那份文學意境。借助地道的方言、土話，小說人物的性格特征、精神面貌等便躍然紙上，整個鄉村世界里的人和事一下子便充滿了無限活力。也許我們在閱讀這些作品的多年以后，那些故事和細節都忘記了，但其中某些人物的臺詞、語調卻以其質樸、詼諧或豪邁的方言口語留存在腦海里，讓我們記憶猶新。
鄉村題材的小說，離不開特定的鄉村環境。那種山連著山，水連著水，青翠淹沒田野，漫過山崗，籠罩整個鄉村的畫面，不僅凝聚著鄉親們的希望，還營造出一種親切的家園氣息。
小說集在《西鳳坡》、《么叔的那些事兒》、《三哥》、《紅磨房》等不同題材的篇章中大量敘寫了繁重的農事。如犁田耙田、播種插秧、打谷子、掰包谷（玉米）、挖紅苕、喂豬兒、養雞鴨、放牛羊、割豬草、撿野菌、栽藥材……這種原生態的記錄一是對農耕文化的彰顯，二是對勞動意識的渲染。書中這樣描述了農村人打谷子的場景：“山灣里時不時飛出來三兩聲吆喝，是催人下稻田割谷子的喊聲。吆喝聲過去，不久就能聽到‘砰”“砰’的打谷聲傳來。”“鄉壩頭打谷子一般要四個人，兩個人割谷兩個人打。這樣配對的原因是方便拉半桶(像斗一樣的打谷工具)。”這些鬧熱、生動的勞動場面對今天的大多數人來說已經久違了。記得我們的上一代人中在農村不管是男是女，個個都練就了一身屬于份內的熟練技巧，人人都是干農活的行家里手。如果誰家有人不會做，就意味著要斷炊煙、要餓肚皮。那年月的農村每一家都一大家子上有老、下有小，哪家哪戶的青壯年勞力都只能一年到頭面朝黃土背朝天拼命在田地里勞作，那樣的勞動場面真是你追我趕、汗流浹背、熱火朝天。而現在的農村，就連農忙時節也看不到幾個人在種莊稼了，田地里的農人寥寥無幾，且大多是上世紀僅存下來的年邁老農，他們因了年紀太大不能外出打工，只能在家里照料田土家畜。沒人做的田土早就撂荒了，青草長得老高。李昌平多年前提出的“三農”問題，今后可能還將更嚴重、更突出。現在農村里的年青人根本都不會做農活，也不屑做農活，或許從來就不知什么“農時農諺”，更不知“犁耙鏟搭、花邊九押”，這些繁重瑣碎的農活由誰來傳承呢？莊稼糧食又怎樣才能保障呢？是不是這樣的生活場景只能在懷舊的文學作品才能再現呢？也許這正是作者要帶給我們的思考。
小說創作離不開“性”。毋庸諱言，書中不少篇章不乏對性的描寫，但這些性描寫都服從于故事主題，都拿捏得恰到好處。主要有三類：一是原始純粹的性生活；二是留守婦女的精神和性需要；三是性賄賂。
沒有農村生活經歷的人，通常會認為鄉村人的性觀念十分原始和保守。其實，經過改革開放洗禮后的農村人性觀念并不那么一味的刻板，甚至在某些方面還表現出相當程度的“開放”。當然，這種所謂的開放，與城里那些極具前衛特征的“站街女”和“包二奶”有很大的不同，更多體現的仍是一種原始初放狀態，甚至還帶著特有的古樸和蒙昧。《鹽道》里寫道：“女娃穿得很少很少，袒著胸露著背，把兩個奶頭隆起亮出深深奶溝讓人看……超短裙剛剛把屁股遮住，大腿嫩得閃光沒遮沒攔任你偷瞟……這不是勾引男人是啥子？山里女人從來就不曾有過這樣的穿戴，更不敢有這么大的膽子穿得少少的把整個前胸都亮出來”。這就是城鄉女人明顯的對比和差距。小說在表現原始情欲方面時的精彩描寫：“空豬圈里窸窸著響，傳出‘呼哧呼哧’的喘息聲和女人痛快淋漓的呻吟聲……爺爺看到的是一個黝黑的軀體壓在一個白亮亮的肚皮上劇烈蠕動，呼哧聲和呻吟聲就是從上下兩個人嘴里發出來的”。空豬圈里展開的浪漫與性愛運動，讓人咋舌與驚嘆，這不正是農村男人女人原始動物本能的純粹與蒙昧表現嗎？。
在描寫留守婦女婚外性行為中：“一個二十多歲的女人，長時間一個人在家，得不到撫慰，生理上也渴望，所以防線在一個雷雨之夜終于垮塌……幺叔熱得不行，干脆脫光了身子，只留了一條褲衩。吳夢也把長衣長褲脫了，只穿了短衫短褲。再喝兩杯后，幺叔的眼睛就射出熱辣辣的光，就伸手拉過吳夢來。一碰到吳夢的奶子，他的心就狂跳，眼就迷離，那手就迫不及待地滑向了不該去的地方。這回吳夢沒有拒絕，任由幺叔抱上床去——”。這種越軌行為在當年的農村被認為是極不光彩的事兒，稱為“搞破鞋”(指男女雙方在有配偶的情況下，背地里與其他人發生和保持兩性關系)。在經濟大潮的沖擊下，農村大量的青壯年男子外出務工掙錢養家，于是便有了社會畸形產物的留守婦女。當一個人的精神世界極度貧瘠或單一時，原始欲望自然就占據了主導。至少，這給她們為了滿足一時性饑渴提供了足夠的時間和空間，由此而產生許多悲歡離合的故事令人不勝唏噓。
“性賄賂”這一熱詞似乎與農村人風馬牛不相及，毫不搭界。它本來是指權、色雙方借由性交達成某種特定目的和不正當利益，使國家遭受重大損害的一種特殊的腐敗形式。但小說中“性賄賂”在農村的各個角落均有顯現：《知青屋》中那個“天仙般”的知青雪蓮為尋求早日返城與公社書記劉莽接觸，在對方明確提出需要她報答的時候，她心想“不答應吧，人家是書記，掌握著左右自己命運的大權；答應吧，實在是有辱自己清白。她紅著臉想了一會兒，羞羞答答地點了一下頭”。當真正被書記誘奸時，她的理智又頑強的占了上風，羞憤難當地割斷流氓書記不知糟蹋了多少女孩的“胯下那玩意兒”。這令人驚駭的一幕給人以極大的震撼，但這正是當年那個特殊歲月的真實寫照，也讓女知青的形象獲得了多維而豐滿的“存在感”。《天堂鄉紀事》中也有這樣的描述：“阿嬌心情平靜下來后，主動約了那書記。那天她打扮得特別漂亮，穿得特別露。書記來了，見阿嬌那個矯情，膽大了起來，肆無忌憚地與阿嬌動手動腳，后來實在按捺不住欲火，竟把阿嬌按倒床上。阿嬌起初假裝掙扎，把衣褲撕破了，后來就任他擺弄。眼看那人就要得手，阿嬌悄悄抓過小提包，暗暗摸出小刀，照著書記撂出的那活兒就是一下，一邊突然大喊‘救命’。只聽‘啊呀’一聲慘叫，那書記立刻翻滾到了一邊……”古往今來，有權有勢的官員都把手中的權力當作吃拿卡壓的工具，而處于弱勢地位的女人，更是官員眼中可以隨意蹂躪和發泄的對象。有求于權力的女性，她們沒有其它可資滿足權力背后的貪婪，只能以自己的身體作為籌碼曲線賄賂，因而在淫欲獸性面前只有忍氣吞聲、逆來順受，但有烈女終究心有不甘，于是奮起抗爭，便有了小說中前后二次“閹割”情節的描寫。另外，《門客》中發生重大礦難的煤礦主李世才為了阻止市長朱昊關閉礦井，竟恬不知恥地將妹妹李萍送去當情婦，而朱昊也欣然接受了這份特殊的禮物，心甘情愿地做了俘虜：“朱昊從浴室出來，看到李萍的樣子，一下子呆了，好美的睡美人！他情不自禁俯下身，輕輕向李萍的唇上吻去，李萍伸出雙手吊到他的脖子上，兩張滾燙的嘴唇立刻交織在一起。原來她并沒有睡著！朱昊趁勢抱起李萍往床上走去——”弱者的女人呀，寧愿拿自己的肉體和心計與男人和權力周旋，在“輪盤賭”般的人生舞臺上為擁有一席生存之地，揮霍了自己的青春和人格尊嚴，灑下了多少辛酸的眼淚和生命的代價啊！
一字不落地讀完這本小說集，深刻理解了作者反映客觀現實并不是無動于衷的機械謄寫或是空洞抽象地圖解鄉土生活，而是以形象化、藝術化的手法，把思考隱藏在嫻熟流暢的敘事中，表達出自己強烈的情感和愛憎。正因為作者是有感而發、有備而發、有為而發，且蘊含著敏銳的憂患意識和尖銳的批判意識，故具有常看常新、不同凡響的審美情趣和雋永的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