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紅紀實報告文學的時代特色和情感元素分析
身為記者的陳紅驅車千萬里，櫛風沐雨，將目之所觸、耳之所聞、身之所處、情之所動的創作素材加工、轉化，由此誕生了不少膾炙人口的紀實報告文學，他的文字是接地氣、散發出生活熱氣的行動文學。
善于捕捉社會熱點，尋找時代的共振點，是陳紅紀實報告文學的顯著特色。他靠著在部隊的豐富經歷，靠著在電視臺、電臺作記者走訪基層的生活積累，靠著深厚的文學底蘊，靠著做報社總編所具有的高遠視野，很快就發現并觸摸到了社會的神經末梢。
《瀘州人在沿海》系列十四篇紀實文章，可以說是關于瀘州人在外打拼的情感與人生的檔案。蔚藍色的大海總能激起人的神思遐想，改革開放的大潮風起云涌，每一朵濺起的浪花都有一個耐人尋味的故事。陳紅將筆觸伸向在沿海尋夢的瀘州人，極其深刻地寫出了這些人在改革開放的特區打拼所面臨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惑，及在市場經濟轉型期所經歷的陣痛。既塑造了實現人生抱負的成功者形象，也講述追夢者的辛酸故事，既呈現出市場經濟發展的波瀾壯闊的宏偉畫卷，也在人的心靈深處探幽觸微。十四篇文章十四個人物故事，既獨立成章，連接起來又形成一個整體，從中折射出一個疾速變化著的時代和這個時代沉重的背影。
王曉瀘、張湘偉、賴云兵、陳斌、張順英、林明、周綱、張致勝、王剛、劉家駿等走在改革開放前沿拼打的瀘州人的形象呈現在讀者面前，他把這些人物置于市場經濟的波峰浪谷，在此之中觀察、思考、問路。異鄉人前往城市里尋夢，最初難以被城市接納，他們背負重擔而跋涉，即便最終融入了這個城市，也經歷著物質和精神的雙重煉獄。在物質生存壓力越來越大的時代，面對復雜多變的社會，人生如何走向？從而觸及了社會的痛點和人物的動情點。瀘州，沿海，拉長的地域空間給予了他寫作紀實報告文學的空曠感和厚重感。
《魂斷天涯海角》、《廣州，你怎么讓我的心涼似水》，有血有肉地塑造了主人公朱啟順、宮麗的形象，從主人公的情感介入，寫出社會轉型期那種尷尬無奈的境遇，而他們的苦悶，艱辛，在這個變革的時代更具有典型意義。
《“一街兩制”下的街、景、人》，在一個濃縮的街景里真真實實地感受流轉的歷史，也感受存在于理論上的制度的真實涵義。中英街，長不到250米，寬不到4米，小街的一邊屬于深圳，一邊屬于香港，在這個一街兩制的環境中，瀘州人羅一辛無疑是站在了改革開放的風口浪尖上，攬取時代的浪花，更感受到了浪潮的沖擊力，透過人物形象的描寫讓人感受到了歷史風云的變遷。
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直接推動著人物命運的轉折。《從小裁縫到大企業家》，視角點選得非常好。寫了一位瀘縣農民賴云兵來到深圳求生存、求發展的故事。大膽地洗腳上岸，離開他生活了半輩子的故土。在沿海，市場經濟風起云涌的地方，他發現了天外還有一個這么大的世界。他本以為窮途末路，沒想到路就在腳下，而且越走越寬。在商品經濟的循環中，他的命運也由惡性循環轉為良性循環。他覺醒的思想，又開始了全面的反思人生，反思命運。一種對現實的叛逆，正在呼喚他心靈深處的“帆”，攪動著他寧靜的港灣。時代與改革，把他推向了人生的大舞臺：成為了深圳順彰風雨衣廠的開拓者。正如文中所說，他笑著走上了舞臺，且理所當然地爭當了舞臺上的主角。賴云兵的成功，源于對自我是現代追求，源于對貧苦命運的大膽叛逆，源于農民對改革大潮的感應，源于“大丈夫敢跌敢爬”的膽識。作為“農民企業家”的他，終于擺脫了歷史的桎梏，加入到新一輪的創業洪流之中。作者在有限的篇幅中記錄了他創業的足跡，揭示了他成長為“農民企業家”的心靈歷程。
陳紅在寫作中試圖抵達兩個現場、兩個實際。一是抵達人物故事發生的每一個現場，了解尋夢者奮斗的完整過程；一是抵達人心現場，力圖洞察在社會轉型中的人們的微妙內心，他們的人性、道德良知，他們嬗變的心靈世界。也挖掘典型時代和典型環境中人物的驚悚、失落、懊惱、沮喪、惆悵、焦慮、無奈、詭異、絕望和歡愉、滿足、成功的復雜心理。
但凡一名智性的記者，觀察事物往往總是從平凡的生活中撲捉和攝取到平庸的人很難撲捉的獨特視角。陳紅的作品正是以獨有的小心境和小視角來觀察生活中的某一個人物、某一個事件。反而這樣的小情節、小情調成就了他的紀實報告文學的大效果。
《魂斷天涯海角》，描寫的從古藺走出的朱啟順的人生坎坷經歷。他的出場一下就拽住了讀者的心，“此刻，
在這篇文章的開篇，作者有一句引言：“西方一位房地產大亨說過：構建一幢大廈，對于開發商來說，等于站在了天堂與地獄之間，怎么走都可能”。市場經濟，大浪淘沙，成功者，被人津津樂道，他們光鮮地占據著報刊的顯著版面；失敗者，更多的是被時光遺忘，有多少人能夠知道他們奮斗的路程上的痛苦與淚滴？陳紅的紀實報告文學就是要挖掘“天堂與地獄”之間究竟有多長的心路歷程？究竟填塞著失敗者多少時光的夢？我們為站在時代前列的成功的弄潮兒喝彩，我們也為那些折乾者心靈的顫動而久久思索。
在《魂斷天涯海角》這篇文章，陳紅深度挖掘人被市場打敗后的落寞心理。“此是，天已黃昏，
筆墨中，恰恰是由“人”而進入文字的嚴謹組合，使得筆下的人物更加鮮活，生動。賦予作品情感含量，使之以情感人，是陳紅紀實報告文學產生強大感染力的重要原因。
“細”是布滿陳紅紀實報告文學的毛細血孔，同樣表現在他的另一類寫名人的報告文學，他走近曹禺、謝晉、吳祖光、阿沛阿旺晉美、馬丹等，近距離地感受名人們的內心世界。特特別能夠找準感應點。如采寫戲劇大師曹禺，連接這篇文章的一個興奮點是作家與戲劇大師共同的一個 “江安”情節。江安是抗戰時期國立劇專搬遷的所在地，曹禺在這里度過了人生一段特別難忘的時光。1995年，深受重病的曹老連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德記者都不接見，他生命中接見的最后一個記者卻對遠在瀘州的一個地方報社的記者。
善于挖掘感人的元素，融注了普通人的情懷，使陳紅的紀實報告文學氣息通達，筆力深透。當他來到曹老的住所，令他吃驚的是，曹老雖然思路清晰，卻已臥床不起，尿管、吊針直插全身，各種搶救的醫療器械伴隨四周。最感人的鏡頭定格了：“片刻后，他吃力地轉過身子，無力地握著記者的手：’年年想江安，年年不能成行，遺憾呀！’他頓了頓，含著眼淚深情地說：’我喝過江安的水，吃過江安的米，更忘不了江安父老兄妹的情！江安，看來我是去不了啦！我多想摸摸江安的土，聞聞江安的花草呀！看見你，我又想起了六十多年前的往事，那是不平凡的往事呀！’”
生命最后時光的老人，江安的水、江安的米，構成了他生命最濃烈的心結。“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著淚水，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我們可以掂量出，曹老的情和艾青那句耳熟能詳的詩句包含的意，有著同樣的一份土地的重量。此刻，曹老老淚縱橫，止不住的眼淚擦了又擦，半個世紀的故事斷斷續續地講了起來，并一發不可收拾。
正如作者所說，顯然是因為他的身上自覺或不自覺地帶有那種特有的鄉土氣息，才將曹老帶回到了六十年前那種特有的感覺，才使他的精神有了這種狀態。何止是曹老？陳紅采寫謝晉同樣也帶著這樣的深厚醇烈的情愫。謝晉的情在江安，謝晉的根更扎在了這里。國立戲專變遷到江安時，謝晉在那里締結了一個美好的婚姻佳話。幾十年后，謝晉攜家人，故地重游。陳紅記錄下了謝老的行程，并把時光回溯到了幾十年前。江安，是謝老的第二故鄉，那種山水感應，那種情感的場力，在陳紅筆下，宕開，又聚集，形成一股沖擊力，直抵人心。
因為人性的貫通而使文章變得深邃而生動。陳紅的紀實報告文學并非是純粹職業性的情感零度的報告，相反我們感受到作者的那顆心是怎樣與社會同頻共振地跳動，與采訪者心心相通；又是怎樣把用心費力、付出真誠的采訪，化作滾燙灼人的文字。
質樸、真誠、謙遜，是陳紅帶給人的天然的感覺。現實中的他有很強的親和力。他采寫人，不只是作為一份工作，更愿通過這種方式，和被采寫者有著情感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這使他很容易走進采訪者的心里，即便是那些名人，在隨后的歲月里都還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在陳紅眼里，被采訪與寫作的對象只是一個“人”的存在，而這個“人”在優秀的記者眼里，是不分政壇人物與平民，也無名家與普通人，但凡做到他的筆下都是“平民”意識的感覺與思維，自然也就會奠定了記者筆下人物的真實感與可讀性。
“節”，在陳紅的紀實報告文學重，是又一個重要的特征。這是文章的筋骨節要。在寫作中，陳紅一個章節、一個章節的去推敲起承轉合，對采訪搜集來的豐富素材進行裁剪、打磨，排列重組，而后搭架起屋，創作成文。有關瀘州人再沿海尋夢、淘金的材料可謂是浩如煙海，如何剪裁取舍，為己所用，讓蜂擁而至的素材，巧妙地走進自己的文章，成為作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貼切而自然。
《瀘州人在沿海》系列，以探究式的目光對在異鄉發展的瀘州人進行了拉網式的采訪，以粗線條式進行勾勒，對人物進行近距離速寫，不僅寫出他們的前史，更寫出他們的當下風采，他把人奔放又內斂、智慧又堅韌、博大又柔情的個性與形象特征，以極感人的筆墨揭示了出來。他采寫的《愛心，像陽光灑滿人間》中的主人公王曉瀘，在瀘州和深圳的兩個場地切換，在歷史和現實中轉承，塑造了一個有生活閱歷厚度，又有開拓精神的，具有瀘州韻味的知識女性形象。
陳紅的心中燃燒著一股旺盛的生命底火，從而使他的作品蒸騰出一種罕見的熱氣。陳紅是一位充滿著性情的人，“性情”決定著記者與記者的不同；“性情”助長著敏感多思，助添著對事物與人的好奇、獵奇，想弄明白某一件事，某一個人；“性情”會決定這樣的記者必須弄明白被采訪者的所有，哪怕是七拐八彎，也會持之以恒心中的“性情”。
性情生成于作者對于現實的關懷之中，而這特別需要作者有一種沛然盈溢的人文精神和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感。思想的活力來源于對社會現實探索性的關注。這還取決于作者完備的知識結構和豐厚的人生閱歷，以及靈敏的藝術才華。我們從閱讀他人生中所撰寫的散文隨筆和小說等體裁，便不難看出，他對于生活的熱愛，對于文學的熱愛，對于思考人性丑美的深度，對于社會廣角的透析，對于古今中外文學的閱讀，若是沒有相當強的博覽與積淀，那也是不可能擁有“陳紅視野”所帶給讀者的文字中獨特的視角與語言質感的。
其實，陳紅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其文學創作就頗有建樹，《四川日報》曾連續幾個月發表他近十篇散文，他還在《西南軍事文學》、《南天文學》、《湛江文藝》等刊物上發表了不少中短篇小說。在那個文學很火的年代，一個年輕作者風頭應該是很勁的，但由于工作生活的繁忙，他收斂起自己的文學鋒芒，和文學的“約會”更多地表現在作為記者身份所采寫文稿中。
談及寫作，他說：“多年來，我一直想通過自己的寫作，展示社會變革的浪潮中人的生存狀態，探求一下市場經濟的場力對人的影響可達的程度。金錢堆積的寶塔人人都可看見，但潛在“水”面下的人性才更是一座‘富礦’，我嘗試著挖掘這一層面，這樣更能讓人從中看到中國改革進程的投影和社會轉型中的人物的精神空間。”
一路走來，陳紅領略了改革開放的洶涌澎拜、人性的浩瀚。那社會浪潮的瞬息萬變、那浪大涌高時的眩暈，在他內心引起無比的震撼與驚異，當他把這一切都推向背景，我們便清晰地看到一個時代轉型的影子。即使是他用筆記錄的那些遠去的人物——曹禺、謝晉等，都同樣映照著時代的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