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銀的散文集為什么要以《折痕》命名？翻了目錄后，才知道是歲月留痕的意思，是“塵封的記憶”的另一種說法。
什么是好散文，這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可能永遠也統一不起來，因為散文的面是所有文學體裁中覆蓋面最寬廣的。審美角度不同，個人喜好不同，文化不同，閱歷不同，標準就不一樣。《折痕》中我最欣賞的是那些充滿川南風土人情的篇章，是那些有地方特色的我們熟知的場鎮和鄉音，是作家用最純樸的語言載體表達的沒有多少遮攔的真實感受。
我覺得三輯中都有不少這樣的文章。
比如第一輯中《透過父親的背影回望30年來路》，這是一篇懷念父親的敘事性散文，父親的早逝來自貧困，表面上看父親是患腫瘤，其實與他解放前當長工，被抓壯丁，人民公社“食堂化”餓肚……這種苦日子卻是潛伏的原因，而父親的最低要求就是“不過‘瓜菜半年糧’的日子，最崇高的要求就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共產主義日子，但從文章中看出他連最低要求都沒實現。其實沒實現最低要求就去世的中國人何止胡正銀的父親，多的是。正因為多，就更具有普遍性，更能引起讀者共鳴，能引起讀者共鳴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共鳴的人越多，作品就越好。看來題材永遠是一個作家能否寫出好作品的先決條件，文革前批判所謂“題材先行論”是毫無道理的外行話。這篇散文，沒有驚心動魄的故事情節，更沒有刻意雕琢的語言和結構，娓娓道來，白描手法，真情流露，自是好文。
第二輯中有不少介紹合江鄉鎮和風土人情的篇什，《福寶那座張爺廟》把一個古老的鄉鎮寫得文化底蘊十分豐厚，把為什么要修這些廟，什么人修的，有什么作用，簡直像一個導游，讓我們明白了許多掌故，從而更加愛這片土地，這遠比寫風景區就單寫風光如何美麗要更高一籌。同一性質的還有《一個時段的影子》寫出了堯壩的文化內涵。文章說：“歷史成就古老，而沒有文化的‘老’事實上是沒落”，這種經典式的議論性語言，給散文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寫家鄉的路，家鄉的小河，家鄉過去如何殺年豬，這些鄉土味很濃的散文，都能給人一點遐思，一點回憶，一點咀嚼。
第三輯中我比較喜歡《三木匠》，文章先寫回家給父母親上墳，卻看見了一所新墳，那就是90多歲才死的三木匠。這位姓劉的木匠說不上好和壞，算當年邵荃麟講的“中間人物”吧，他最拿手的是做“板板鞋”他冬天穿單衣，“夏天上身從不穿衣服““頭有點偏，性子急，看不順眼的事張口就罵”“他暗地里吃了不少苦頭”接著寫他為什么要罵人，原來他干活太厲害，給他一起干活的人無懶可偷，干慢了，他就要罵人，這簡直像小說寫法，這與作家寫了許多小說分不開。后面部分寫道：“如今三木匠死了，可他的罵聲猶在耳邊。細想起來，他的罵聲里，充滿了多少希望與期待啊！”這一抒情性議論給三木匠定了位，他應該是一個可愛的人物，一位有個性的傳統農民。難怪胡正銀給自己的爹媽上了墳后，又過去“站到了三木匠的墳前。默默地，很久，很久……”他想了些什么？——“生前不論是好是懷，是功成名就還是聲名狼藉，一抔黃土，就掩埋了所有的恩恩怨怨，好心壞意。”作家在思考更深、更遠的事情……
讓人思考，這是衡量散文深淺的重要標尺。正銀的散文或多或少、或深或淺地都提出了一些問題讓我們思考。但又不故意做作，這條路子我認為是可取的。
是不是說正銀這本書所有散文都無暇可指了呢？我想哪個也不敢說自己的作品好到極處了，幾十篇文章，自然有高低之分，粗細之分，文野之分。我個人偏愛的是那些有血有肉的，反映鄉音民情的文章，這類文章不僅有泥土味，親切感，而且正銀寫起來得心應手。
我認識胡正銀始于80年代，當初他還在一所鄉下學校教小學，他就開始寫稿，后來我辦《瀘州教育報》他寫了不少新聞稿件，他寫新聞稿就套上了一根真實性的繩子；后來他寫了大量小說，又套上了一根藝術虛構的繩子；這兩根繩子一旦結合好了，對寫散文很有幫助。我們讀這個集子，可見其結合之端倪。總的說來是成功了的。
《折痕》中有少量篇章不是寫本土的，有幾篇是寫旅途見聞的，這種走馬觀花的旅游文章，與他的本土文章比起來，就顯得要遜色些了。比如他在第二屆觀音山杯散文征文得獎作品，并發于《人民文學》上的《觀音山之美》，文字很美，語言無暇可擊，看得出作家是下了功夫的，結尾也企圖上升到美學高度看問題。但由于文章寫的是惠州、東莞，如果不出現這兩個地名，我簡直看不出是哪個地方，好像南方每個地方都有這種景色。與文字并不那么優美的本土作品比，我更喜歡后者。
我的理由只有四個字——“本土更親”！
（2010-8-24于面壁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