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應槐)
——讀張中信歷史文化散文《成都 歷史的星空》
閱讀中國當代散文，我既驚訝于余秋雨歷史文化散文的橫空出世，如同一場散文盛宴，然而又扼腕嘆息盛宴過后散文領域的平靜冷清。而今，能讓人閱讀和沉思的好散文，似乎愈來愈少，散文寫作的弱勢現狀令人頗為焦灼。
不過，也有讓人欣慰者。那就是巴蜀大地近年來涌現出的一支散文新軍，這支散文新軍行走于巴蜀的歷史文化，既尊重史實，又不落俗套，對巴蜀的歷史文化進行重新審讀，賦予其新的歷史含義。猶如散文領域冉冉升起的一道霞光，美麗而動人。張中信乃其中的重要成員。張中信來自于大巴山區的野茶灞，長期堅持泥土的寫作姿勢，到成都后被其絢麗繽紛的歷史文化所吸引，近年來，沉浸于歷史文化散文的寫作，并獲得累累碩果。
張中信的歷史文化散文《成都 歷史的星空》，立足于成都，致力于與成都相關的歷史文化人物的回眸與闡釋。其獨特之處在于，他從純粹文人的“精神花園”中“突圍”出來，走進歷史現場，以泥土氤氳的審美姿勢直接對話或對接成都的歷史文化人物，表達他們的精神世界和生命悲歡，把散文寫作與中國夢緊密聯系結合起來，在鮮明的地域特色中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其一，熱情洋溢地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的道德美。道德是社會意識形態之一，指以善和惡為標準，通過社會輿論、內心信念和傳統習慣來評價人的行為，調整人與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相互關系的行為規范的總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揚善抑惡是中華民族道德的核心，傳統的道德美。
中華民族傳統的道德美，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不勤不儉，無以為人上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內不欺己，外不欺人”等已深入人心，家喻戶曉，但是，在當下商品經濟的大潮中，卻被沖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張中信在對話歷史中，通過對影響成都的歷史文化人物的精心解讀，讓這些傳統美德再次亭亭玉立，一一呈現在我們眼前。
如《張瀾：川北圣人》。作者在歌頌張瀾為國為民的高貴品質時，著力書寫其“清貧自守”的道德情操：“開國大典上，張瀾仍如平日，穿著一身舊布長衫就上了天安門。”“他的布衣長衫，從古老的成都穿到繁華的上海，再一直穿到到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襲長衫，一個瓜皮帽，定格了張瀾的一生。”不僅表達了對圣人張瀾的深深敬意，從這一耐人尋味的細節描寫上，讓我們更深層次地認識到張瀾“志行高潔”的道德美，從精神和情感上打動與感染著我們，給我們一種強烈的道德震撼。
《車耀先：紅色老板》寫的是聲名赫赫的革命先烈，有“紅色老板”美稱的車耀先烈士。作者在記錄其大智大勇的革命事跡時，著意刻畫其溫暖柔情的一面。那就是車耀先烈士與貧民的女兒黃三姑娘真摯的愛情生活。這是車耀先寫給黃三姑娘的詩，“女兒對門居，相見不相語；美目頻盼兮，癡心愈皇矣；頻頻倩目迎，默默知心許；羞為廚下妻，愿作夢中侶；賴人長相思，寢室不能已。”戎馬倥傯，烈火硝煙，有此兒女情長，愛的火焰，充分表現出共產黨人在愛情與家庭生活中的蜜意忠貞，中華民族重視家庭人倫的道德美，令人肅然起敬。
《禮記·中庸》在論述道德修養時指出，“君子慎其獨”。道德美是人們須臾不能離的，應時時刻刻堅守的。我們從張瀾一生簡樸和車耀先與黃三姑娘在白色恐怖下仍然時時相敬如賓的愛情生活中，可以看出，他們乃歷史上的“大君子”也！不啻是對那些奢靡浪費、貪污腐化、“左擁右抱”者的鞭撻，對我們的情操和道德美的養成都有良好的啟示作用。
其二，滿懷敬意地謳歌中華民族傳統的人品美。人品即人的思想品質，指人的思想水平、人生觀、價值觀等，是一種道德規范，人們在社會生活中行為的一種范式，協調人際關系的一種基本要求，其核心是引導人格提升和情操高尚。人品美在社會生活中具有模范激勵作用。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是中華民族在“善”的基礎上發展而成并大力倡導的一種傳統的美德，即人的一種價值觀。這種人生觀，在物欲橫流、沉渣泛起、“老虎與蒼蠅”讓人惡心的當下，實屬難能可貴。對此，張中信深有同感。他通過其文字，讓我們感受成都歷史文化人物燦爛的精神力量，瞻仰其如沐春風的人品美。
《長安不見使人愁》是作者對話蜀中大詩人李白的。作者有一段文字精妙地描述了李白創作《夢游天姥吟留別》一詩的過程。這是其中的一段：
想想夢中的玄妙，看看現實的殘酷；官場的污濁讓詩人激靈中猛然坐起，仰天長嘯，發出內心痛苦而悲憤的吶喊：“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華夏幸甚！有此李太白，文壇不寂寞；有此詩一首，紅塵不蹉跎。至此，李白的詩歌藝術躍上唐代文學的巔峰。而李白也說出了千百年來文人想說又不敢說的那句話：摧眉折腰事權貴，自古文人不開心！
在此，作者對李白的評價頓時新意凸現，李白之所以偉大，不僅僅因為他在中國文學上登峰造極的藝術成就，更重要的是，他所熱烈呼吁并努力踐行的不畏權貴重視人權的價值觀和生命意識，對那些肆意踐踏、扭曲人性的權貴所迸發出的痛苦和吶喊，憤怒的批判精神。我們由此看到的豈止是一個“不得開心顏”的李白，而是自古以來那些追求人權與平等的文人雅士們。
不僅追求自我平等，也尊重他人，尊重他人的人權與平等，這也是一種令人仰慕的人品美。
1958年3月，中央在成都舉行工作會議（史稱成都會議），這是建國以來在四川舉行的最高級會議，也是對中國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的一次會議。成都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可以說是大忙人。除了參加會議，他還抽出時間到基層搞調查研究。作者在《周恩來：“友誼”的牽掛》中，為我們描寫了周總理的一個生活細節：
周總理外出從不興師動眾，不喜歡前呼后擁。他多次指示秘書和
警衛人員：“不要造官氣，把我和群眾隔離開來，要少麻煩，輕車簡從，
注意節約。”那次到青羊宮參觀花會，途中經過一段窄路時，正遇幾個
農民推著雞公車(獨輪車)迎面而來，周總理指示：“讓群眾先過去。”
司機把車停在路旁同警衛員一起下車去幫農民推車。
這種平等的人權思想，我們確實久違了。君不見曾幾何時一些官員到基層來，封路堵街，警車開道，搞得雞飛狗跳，老百姓不得安寧。其實，這不僅是一個擾民的問題，更是一種特權思想的表現。進一步說，這種特權思想表現出一個人的價值觀、人生觀，即人品問題。這是一種丑的人品，是我們應當唾棄的。我們應當向周總理學習，學習周總理美的人品，尊重他人，重視生命的平等。這讓我想起了《愛蓮說》的作者周敦頤。他不僅在《愛蓮說》中以蓮喻人品之高潔，并且自己還身體力行，宋朝詩人黃庭堅對其胸襟修養、人品情懷推崇備至，曾在《濂溪詩序》中盛贊道：“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如光風霽月”的人品，乃周總理及成都歷史文化人物中的那些光明磊落者是也！
其三，滿懷真情地贊頌中華民族傳統的思想美。思想，在此指人對社會生活的理性認識，政治態度和政治觀點。在政治思想問題上，“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執著于真理，忠誠坦白，堅持社會的進步方向，這樣的人，就是思想美的人。
大詩人杜甫一生清貧坎坷，其憂國憂民之心讓人唏噓不已。這是張中信在《安得廣廈千萬間》中對杜甫的評述：
“三吏”、“三別”，就像一條滿載中原大地人民苦難的漫漫長河，將杜甫悲天憫人的愁苦無限地擴展開來，其苦難與悲憫直逼千百年來良知者的靈魂。沒人懂得他的悲天憫人的內心世界，沒有人理解他憂國憂民的歇斯底里，也沒有人同情他漂泊一生的寂寞心境。
作者在淋漓盡致地贊揚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思想美時，也在鞭撻和拷問人的良知與靈魂，尤其是執政者，在你們心中還有沒有人民，有沒有人民的疾與苦？正如作者所言：“這吶喊聲，穿越千年的時空，在天府成都久久回蕩，在華夏大地浩浩飄揚……”
在《彭德懷：滄桑大西南》一文中，作者記錄和描述了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政治家彭德懷一生戰斗工作的最后歲月：忍辱受命，踏遍座座大山深溝，奔走于西南“三線建設”。正如
再有，安葬于成都紅牌樓的川軍抗日名將李家鈺（《李家鈺：抗日英豪》），以成都黃瓦街住家為據點領導黨的地下組織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堅決斗爭的革命烈士劉愿庵（《劉愿庵：巴蜀雄才》）等，其政治品質，思想之美，高山仰止，千秋萬世代代傳頌！
張中信在《成都 歷史的星空》中，堅持“文須出彩，史求真實”，以評述的方式，融思想性、學術性、藝術性于一爐，觀點新穎而尖銳，充滿審美魅力。不僅帶領我們走進歷史現場，目睹成都歷史文化人物的絢麗風采，同時讓我們感受到一種偉大的精神力量——中華民族傳統的道德美、人品美和思想美。這些傳統的美德，是中華民族美好的精神食糧，鼓舞和激勵民族精神讓我們披荊斬棘勇敢前行的正能量。
歷史是一面鏡子。“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舊唐書·魏征傳》）通過它，我們可以更好地把握現實，面向未來。不啻如此，恰如叔本華所說，“一個民族只有通過歷史才能完全地意識到自己……只有憑著歷史，人類才成為一個整體，才成其為人類。這是歷史的真正價值所在”（《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張中信的歷史文化散文，不僅僅是一種新意的歷史解讀，不僅僅是一種散文的強勢寫作，不僅僅是一種對巴蜀歷史文化的貢獻，它含有民族的意義，人類的意義。這是一次非凡的歷史文化的旅行，具有文化領域的開疆辟土的現實性和未來性。
李克強總理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要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加強公民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設。”張中信的歷史文化散文的寫作，正是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所作的努力。它所反映的實則是中國人民追求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的偉大實踐，當代中國的時代精神和社會夢想。
2014年3月于四川瀘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