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那些事（四）
吃“大鍋飯”《尾聲》
遠行 原上草
一直未見到陶曉本人，心中始終存有一絲探究的掛念。改革開放初期，**之風開始抬頭。撥亂反正，地富反壞右全部摘帽。緊接著土地承包，社，隊行政半癱瘓。陶曉獲得自由，再也不用向大隊匯報思想和行蹤了。（那位大隊治保佘主任早已捷足先登，承包了生產隊的草紙廠，整天價忙著鼓搗他的草紙生意和技術改造，再也沒有閑心聽什么思想匯報了）他利用閑暇往赤水跑得更勤了。俗話說：久走黑路要撞鬼，終于有一次在牌桌上被公安抓個正著。由于內訌，多年前陶曉在赤水銷贓的事被揭發出來（他當然不承認）。但因時隔太久，找不到直接證據和證人，只有旁證，無法定案。后移送敘永縣公安局，以慣賭不思悔改判勞教半年后釋放。
又過了好多年，我到水尾出差，聽得友人介紹，說陶曉這些年為老家做了好幾件事：一是承頭修陶氏宗譜，二是帶頭集資為三門小學添置課桌凳，乒乓臺，電子琴，圖書等教學設備，三是聯合一些人帶頭修建從三門橋到陶家灣，佘樹榜約三公里的簡易公路。還說陶曉現在已然兒孫繞膝，并早已舉家遷到水尾街上，買了商品住房，又租了兩間門面做竹筍蘑菇生意。生活安定、家境殷實。按照友人指點，我找到這兩間門面店。遠遠看見一個五十多歲、頭發花白、身材瘦削、有些弓腰、走路略有些跛，一副飽經風霜，但卻精神健旺、手腳麻利的半老頭，正在店里忙活。他那精明、自信、沉穩、熱情而又友善的神情里，始終帶著一絲無法抹去的謙卑。（幾十年受歧視留下的印記，已經溶進了血液）我確定他就是陶曉無疑。但我不想走近他，更不敢與之攀談。我怕他說不認識我，拒我于千里之外，更怕勾起他那遙遠的痛苦而屈辱的記憶。
至于“馬四姑娘”，只等到77年恢復高考28歲才考入南充師院。（9年知青生涯，只化作一縷清煙。慶幸“馬四姑娘”終于又回到了高中畢業）她相戀多年的男友張當年也考上了雅安農學院，二人比翼雙飛。“馬四姑娘”畢業后先分配到宜賓一中教語文，后調宜教院講授中文直至退休。她一直愛好文學，先后在省，地級報刊上發表過多篇詩歌，散文和小說。
還有我們那位可敬的佘支書，由于是女干部，一身正氣，工作有魄力而又熟悉農業生產，故而文革后依然受到重用。先提為公社副書記，管農業生產。何書記升調到區上后，她擔任公社書記管全盤。撤區并鄉后仍擔任大石鄉黨委書記。90年代初因年齡原因改任縣人大派駐大石鄉觀察員直至退休。直到而今，她那“鐵姑娘”和“女強人”的光輝形象，依然鮮活地保存在老一輩人們的心中，揮之不去。“馬四姑娘”的話并未說中。
那位何書記，因文革前是老縣委書記的愛將。文革結束后，老書記官復原職，何再次受到重用。先升調區委副書記兼區長，再升任區委書記一把手。改革開放初期，小平同志提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文化水平高的干部受到青睞，何進一步升任副縣長直至退休。在他的任上，水尾的竹木和林區有良好發展，糧食產量也穩步提高。（當然，這也并非一人之力。政策的開放和促進應屬頭功）
這里，再說說上文（許三爺“創業”）的主角，本文中那位為了名聲，與“趙和尚”周旋，寧愿用手表來換取“趙和尚”妥協的“許三爺”。“許三”于79年大返城進入縣一建司大集體，后頂替其父成為正式工當泥巴匠。那時，經常看見他傍晚下班后，騎一輛舊自行車，車把上掛一個小灰漿桶，里面裝著泥掌子，鐵錘，鋼鉆，磚刀，吊線砣等工具，去幫朋友打灶頭，糊墻壁，砌排水溝，立碗廚，修廚房什么的。90年代初，一建司解體為幾個工程隊，承包之風蔓延。許三如魚得水，利用跑社會善交際這一特長，當起小包工頭。他手藝好，重信譽，常帶著一幫徒弟和師兄弟，去承包一些小型居民樓房來修建，業務運轉倒也馬馬虎虎將就過得去。但由于不適應與領導溝兌逢迎，不愿看當官的“臉色”，一直“上頭無人”，只能小打小鬧，帶一幫人在別人手下討活干，混得全家衣食不愁，有車（摩托車）有房（90平米的單元樓），生活無憂。（人們常聽許三念叨，說他“恨透了那些當官的”）當年那位在水尾呼風喚雨，斗狠逞強的“許三爺”，而今體弱多病，（他有各種關節炎，痛風，還曾患過風濕性心臟病）每天養養鳥，買買菜，坐坐茶館，打打小麻將，接送小孫子上學。只有當人們與他談起當今的官場黑暗腐敗，社會種種不公不法之事時，才能從他眼神中看到一絲當年的那種“強悍”與“冷峻”。
順便還說一句：佘隊那失竊的二三百斤谷種，至今下落不明。有興趣的朋友，請幫佘隊出出主意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