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六章節：詳述東林黨爭事，天下文官遭陷害

　　話說當時東林書院主管顧憲成以此為中心，大量吸引了浙江、福建、江西、江蘇等地方的文人、騷客、政客，東林書院既講學又議政，吸引著許許多多有志于改革、議政之士，包括了一些因批評朝政而被貶斥的官吏和文員。他們不顧道路遠近，紛來沓至，人數之多，竟使東林書院的學舍都容不下。一部分在朝任職的正直官員，也同東林講學者遙相應合。東林書院實際上成了一個輿論中心，這里的人們逐漸由一個學術團體形成為一個政治派別，從而被他們的反對者稱為"東林黨"。那時所謂的"黨"，不同于近代的政黨，既沒有固定的章程，也沒有嚴格的組織形式，而是指政治見解大致相同、在政治活動中經常結合在一起的一批人。
　　東林黨人在明朝天啟年間的政治活動，經歷了神宗萬歷、熹宗天啟和以及后來的思宗崇禎三朝，長達五、六十年之久。由于沒有固定的章程和嚴密的組織，他們的政治態度和主張，往往是通過個人的活動表現出來的。概括起來，大致是:強烈要求改變宦官專權亂政的局面，主張"政事歸于六部，公論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竭力反對皇帝派遣礦監、稅使到各地進行瘋狂掠奪、橫征暴斂，主張既重視農業，也重視工商業，要求惠商恤民、減輕賦稅、墾荒屯田、興修水利;反對屢見不鮮的科舉舞弊行為，主張取士不分等級貴賤，按照個人才智，予以破格錄用;加強在遼東的軍事力量，積極防御滿洲貴族的進攻。
　　當顧憲成等人在東林書院講學議政，逐漸聚合成一個政治集團"東林黨"的時候，另一批官僚，也逐漸形成按籍貫劃分的幾個"黨"，它們是:山東人的齊黨，湖北人的楚黨，安徽宣城人的宣黨，江蘇昆山人的昆黨，而以浙江人的浙黨聲勢較大。浙黨首領沈一貫、方從哲先后出任過內閣首輔。他們在當權期間，依附皇室、勛戚，交結宦官，不斷排斥官員;齊、楚、浙、宣、昆等黨的重要人物都官居要職。他們為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權位，以攻擊東林黨為首務，東林黨人則一再抓住對方的弊端加以參劾，于是出現了明朝歷史上有名的“黨爭”。東林黨與對立各派之爭，圍繞著是否擁立朱常洛(神宗長子)為皇太子這條主線，在"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三案中激烈爭斗，其間，雙方都利用京察制度作為打擊對方的手段。東林學派以東林書院為陣地，通過講學、論辯、研討、撰文、出書，對王陽明"心學"及王學末流在道德修養和認識論方面宣揚的種種虛、空、玄的主張和說教進行猛烈的抨擊和批判，從而推動了實學思潮的高漲。盡管東林書院和我國古代其他書院一樣，講學和學術研究的主要內容也是儒家經史著述，但其不論在內容上、形式上和方法上都針對性、實用性較強，強調從實際出發，注重講實學，辦實事，有實用，求實益。這一點在東林書院的組織管理、規章制度、講學和學術研究的內容、方法，以及關于東林講學活動情況和顧憲成、高攀龍等東林領袖生平言行的記載中，都有比較清楚的反映。諸如:《東林書院會約儀式》第一條強調，會講屬業余自愿性質，所以參加會講的通知不必要求每個人都來參加。第三條規定，舉行會講時，主持會講的會主由大小會公推產生，根據實際需要，由不同學者擔任;第四條規定，每次會講推舉一人講《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即"四書"中的一段內容，然后大家"有問則問，有商量則商量"。第十一條強調要盡量簡化來與會的學人之間的交拜手續，不搞繁瑣的禮節和形式主義。開放言路，反對宦官干政，反對礦稅，是東林黨的三項具體主張。明朝中期以后，江南地區的商品經濟和工場手工業更加發展。在一些工商業發達的城市，商人、作坊主、手工匠以及其他城市平民，開始形成為一支新的社會力量，給當時的社會矛盾和斗爭帶來了新的影響。東林黨就有不少人是中小地主兼營工商的。他們有的人突破了傳統的農為國本的經濟思想，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觀點。如趙南星說:"士農工商，生人之本業。"李應升反對關卡重重、商稅繁多，要求執政者"愛商恤民，上不妨工而下利于途(指販運)"。可是從萬歷二十四年起，神宗派宦官到各地采礦和征稅。神宗一開始派出礦監、稅使，東林黨人就表示反對。山西巡撫魏允貞在萬歷二十五年上疏指出:宦官出領礦、稅，為民禍害。魏允貞因此受到神宗的切責。萬歷二十七年，大學士葉向高上疏要求罷撤礦監、稅使。同年，吏部侍郎馮琦上奏說:這些礦監、稅使不但使貧者斷絕生計，富人也蒙受其害，這樣下去，勢必激起大亂。李三才反對礦監、稅使的言行，在當時影響最大。他于萬歷二十七年就任鳳陽巡撫。在鳳陽巡撫管轄的地區內，有好幾個礦監、稅使，殘害百姓。李三才于萬歷二十八年五月上疏萬歷帝，揭露萬歷帝派遣稅使、礦監這一弊政的要害。李三才任職鳳陽巡撫期間，曾經嚴懲太監陳增的爪牙，罪大的則加以捕殺，打擊了陳增的氣焰。他還奏劾陳增的重要幫兇程守訓貪贓數十萬銀兩等罪，使程及其同伙被捕解京，終于伏法，遠近大快。史書上說，李三才"以折稅監得民心"。兩淮地區發生災荒時，他經報請朝廷獲準，對災民加以賑濟，還免除了應納的"馬價"(一種苛稅的名目)，因此李三才的言行贏得了民心和朝野正直人士的贊揚，聲望日隆，有可能被推舉進入內閣。齊、楚、浙黨一派官員生怕李三才入閣會對自己不利，就連連上疏攻擊李三才奸詐貪橫。顧憲成等東林黨人則駁斥這些讕言，于是雙方又發生了一場筆墨官司。由于一再受到攻訐，萬歷三十九年初三月，李三才不得已自動辭職。這就是當時喧鬧得不可開交的李三才入閣事件。
　　萬歷四十八年，明神宗死去，朝廷宣布撤掉一切礦監、稅使，過去因反對礦監、稅使而被處分的官員也酌量起用。至此，反對礦、稅之弊的斗爭以取得一定程度的勝利而告一段落。由于東林黨人開放言路指責朝政，觸動熹宗時專權的大太監魏忠賢，魏忠賢開館纂修《三朝要典》，在霍維華的基礎上纂輯萬歷、泰昌、天啟三朝有關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三大案的檔案資料，打擊東林黨，同時造編《東林點將錄》等文件上報朝廷，天啟五年，明熹宗下詔，燒毀全國書院。次年，東林書院被拆毀。東林黨人也遭到打擊，楊漣、左光斗等許多著名的東林黨人都遭到殺害。當時，以“薩英”、顧憲成、為主的一大批東林黨人修復了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并與高攀龍等人在書院講學談政，“講習之余，往往諷斥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論被稱為清議，形成了廣泛社會影響。“三吳士紳”、在朝在野的各種政治代表人物、東南城市勢力、閩越、黔貴、湘贛、江浙等江南各地方實力派，一時之間都聚集在以東林書院為中心的東林黨派周圍。時人稱之為東林黨。與東林黨政見不合的是內閣大臣王錫爵、沈一貫、大內總管魏忠賢與邪黨的斗爭水火不容，持續了三十多年之久。當時“薩英”本人與內閣大臣王錫爵、沈一貫、大內總管魏忠賢(自稱九千歲)不和，幾個人政見不一，勢同水火。　　
　　明末黨爭始于所謂"爭國本"。"國本"，指皇帝的繼承人。國本之爭，是圍繞于朱常洛為皇帝繼承人的問題而展開的。
　　明神宗的皇后多年不育，皇長子朱常洛(后來的光宗)是妃子王氏生的。萬歷十四年，朱常洛五歲時，神宗的寵妃鄭氏生下皇三子朱常洵。按照封建禮制的"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應當立朱常洛為太子。但是神宗寵愛鄭氏，不僅封她為貴妃(常洛的生母王氏未封貴妃)，還想立朱常洵為太子。內閣大學士王錫爵、沈一貫、方從哲等雖然也主張依制立長，但他們怕觸犯皇帝，有時態度曖昧。許多朝臣包括后來屬于東林黨的一派人，一則認為應該依制立儲，二則深恐鄭氏家族竊權，紛紛上書，堅決要求盡早立皇長子常洛為太子。立長是名正言順，神宗不好公然違反"祖制"，所以立太子的事拖了幾年也定不下來。
　　可是，萬萬沒有想到立太子的事，卻在黨派的明爭暗斗之中成為了一場政治陰謀的“屠殺”和“陷害”。
　　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