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永康）
一寸山河一寸血
——川軍出川 抗戰到底
日本強盜歷來妄圖奴役我民族，滅亡我國家。早在明代，就燒殺搶掠東南沿海。1985年中日甲午戰爭、1990年八聯軍之役、1905年日俄戰爭、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2年“一二八事變”……東北、華北大片國土淪陷。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日寇全面大舉進攻，揚言“三個月滅亡中國。”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在此生死存亡之秋，川軍先后編組6個集團軍另兩個軍、1個獨立師又兩個獨立旅。。累計征發壯丁300萬人出川浴血抗戰。國民政府軍政部部長何應欽上將《八年抗戰經過》書中統計，八年抗戰爭，川軍累計陣亡263，991人，失蹤26，025人，負傷356，267人。用血肉為中華民族筑起新的長城，贏來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民國年間的四川將領和他們指揮下的“川軍”，歷來被稱作是軍閥和雜牌軍。反共和圍追堵截長征過境的紅軍，使得他們的名聲更加不好。這樣，他們在抗日戰爭中的巨大貢獻與犧牲，也就長期未能得到應有的肯定。
1921年靖川之役，驅逐滇軍返回云南，四川進入了防區時代。名義上歸屬中央政權，實由川軍將領各占一方，武力割據。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勢力，滲透不進四川。1935年，劉湘及其統率的川軍將領，卻毅然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打破防區，交還政權”，按照國民政府的安排，成立四川省政府和川康綏靖公署，官吏由中央詮選任免，軍令政令統一于中央，再也不搞“獨立王國”。對于川軍如此重大的讓步，過去人們認為，這是四川軍閥唯恐長征過境的紅軍在四川建立江西式的根據地，而不得不向蔣介石靠攏，乞求援助以保自己的地盤。這種說法，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忽略了當時中日開戰之勢已成，舉國抗日熱情高漲，川軍及其將領期望國家統一，團結對外，共赴時艱。
1935年川政的統一，始于1934年11月蔣介石在南京與劉湘的密談。官修《四川通史》說，這是由于長征的紅軍壓境，劉湘飛往南京向蔣介石乞援。但據事件的見證人，時任劉湘高等顧問，1935年出任四川省政府秘書長的鄧漢祥回憶，那次會談，是蔣介石為了確保把長征的紅軍圍殲在四川長江以南，邀請劉湘赴寧的。是蔣介石希望得到川軍的支持和幫助。也正是在這次密談中，蔣介石給劉湘許諾了很多好處。這樣，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央，才得以真正統一四川。
如果說在這次實現軍政號令統一的過程中，劉湘從蔣介石那里得到了好處，俯首就范。那么，什么好處也沒有撈到的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孫震、李家鈺等其余眾多川軍將領，未放一槍一彈，就交還了各自所占地盤上的政權，則不能不說是他們識大體、顧大局，大敵當前、以民族利益為重的愛國行動。這種愛國主義思想和愛國行動，在劉湘本人身上，同樣也表現出來。
劉湘歷來擁蔣，在蔣桂、蔣唐、蔣馮閻等歷次戰事，無不站在蔣介石一邊。捕殺楊公、鎮壓順瀘起義、6路圍攻張國燾、徐向前領導的川陜邊紅軍根據地，反共更是不遺余力。防區制度打破以后，蔣介石發表他為四川省國民政府主席（省長）兼川康綏靖長官公署主任，全面主持川政，統一指揮川軍，軍費和裝備由中央全額撥發。按理說，他應該死心塌地跟著蔣介石走了。可是，1935年在峨眉山軍事訓練班上與蔣介石進一步接觸，認識到蔣只反共，不抗日，劉湘立即就改變了態度，說蔣介石這條路走不通。暗派代表聯絡閻錫山，張學良和楊虎城，密謀反蔣。后來，還派王干青代表他到延安接洽。西安事變發生，劉湘也準備發動。正在調兵遣將，張學良把蔣介石放了。
從擁蔣到反蔣，從堅決反共到向共產黨靠近，不能說劉湘完全是為了保全他在四川的地位。應當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是出自他與國人同仇敵愾，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信念和決心。1937年1月，何應欽準備武力討伐西北軍。劉湘公開致電反對，說是西安問題既已解決，張學良也已侍罪南京，“不能逼之太急，致外患未殷，內憂又起。”希望何應欽等在抗日“救國大前提下，棄小己而就大同”。這樣的事實，還可以舉出若干，足以證明劉湘和川軍將領愛國，不能簡單地說他們是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
“有槍就是草頭王。”川軍將領都是這樣起家的。1935年3月，蔣介石初進四川，就下令“川軍縮編三分之一，由336個團縮編為270個團。每年軍餉由5980萬元減為4000萬元。”大敵當前，為了團結對外，連削減自己軍事力量，服從中央統一指揮這樣的條件，他們也忍痛接受了。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命令出川抗戰的川軍編為“第二路預備軍”，下轄兩個縱隊。劉湘任司令長官，鄧錫侯任副司令長官，擔任平漢鐵路方面的作戰任務。戰斗序列如下[1]：
第二路預備軍司令長官劉湘
副司令長官鄧錫侯
下轄兩個縱隊：
第一縱隊，司令鄧錫侯（兼），副司令孫震
41軍，兼軍長孫震
45軍，兼軍長鄧錫侯
47軍，軍長李家鈺
第二縱隊，司令唐式遵，副司令潘文華
21軍，兼軍長唐式遵
23軍，兼軍長潘文華
44軍，軍長王纘緒
獨立第144師，師長郭勛祺
獨立第13旅，旅長田鐘毅
獨立第14旅，旅長周紹軒。
川軍是在極其倉促，裝配極差、軍費不足的條件下，義無反顧地即日開拔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1937年四川大旱，災情特別嚴重，根本拿不出這筆巨額的開拔作戰費。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記載：
此次川軍出動抗戰經費，計須460萬元。省府財政廳劉廳長航琛到渝籌措，結果于中央、中國兩銀行抵押借得200萬元，已于本月上旬辦妥。其余260萬元，則由渝市紳商借墊……并由劉氏商得金融界同意，先行墊出100萬元。一俟9月底借款集齊，即行歸墊。
四川軍政官員，在如此巨大的困難面前，派出自己的部隊出川作戰，為中華民族譜寫了又一曲“無衣”的頌歌。
川軍將士，絕大部份是赤足草鞋，一步一步地走到前線去的。鄧錫侯說：
這回出去的川軍，精神、紀律很好。
北道出川的部隊，由成都至寶雞，是1800多(華)里路。到西安檢查點名，沒有人逃亡。其次，我們的兵，穿一件單軍服，赤足草履，背了一桿步槍，一顆手榴彈，加入山西東邊(一線)作戰，足足兩個禮拜，天氣又冷，在敵人飛機大炮下面浴血奮戰，真是慘不忍言，他們都沒有一點怨意[2]。
1937年徐州會戰，川軍21軍144師師長郭勛祺身先士卒，身負重傷。145師師長饒國華扼守廣德，日夜激戰，無數次打退敵人的進攻，最后只剩下極少數士兵，而皆疲病，不任干戈，依然拼死血戰，直至兵盡矢窮，城不可守，大義凜然，自戕殉國[3]。
1938年臺兒莊戰役，川軍41軍122師師長王銘章率部死守塍縣，城破巷戰，與日軍逐屋爭奪，壯烈犧牲。傷兵們拉響手榴彈，與敵同歸于盡。全師5000余人，幾乎全部陣亡！戰后，李宗仁總司令喟然長嘆：“若無塍縣死守，何來臺兒莊大捷！”
1943年湖南常（德）桃（源）會戰，川軍150師師長許國璋將軍死守陬市，身負重傷，昏迷中被抬下火線，蘇醒后得悉陣地失守，憤極自戕，以身殉國，慷慨犧牲。
1944年豫鄂湘桂戰役，36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將軍率部掩護友軍轉移，在河南秦家坡壯烈犧牲[4]。
余此次奉命出師抗日，志在躬赴前敵，為民族爭生存，為四川爭光榮，以盡軍人之天職。不意宿病復發，未盡所愿。今后唯希我全國軍民……繼續抗戰到底，尤望我川中袍澤，一本此志，始終不逾。即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不還鄉，以爭取抗戰之最后勝利，以求達到中華民族獨立自由之目的。
川軍將領唐式遵、潘文華、郭勛祺、劉萬仞等人，
川軍的功績，無論怎么評價都不過分! 劉湘本人，在他的前半生中，確實干過不少壞事。但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際，以大義為重，捐棄個人得失，親率川軍出川抗戰，同樣光耀人寰，義烈千秋。
遺憾的是，這段歷史，現在好多人都不知道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日本鬼子亡我之心不死，情動乎中，不能無言，賦《詩》一章，與大家共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1] 長官司令部編制略。
[2] 1938年1月劉湘逝世后，蔣介石發表鄧錫侯為川康綏靖公署主任，回川就職。
[3] 1937年，國民政府追贈饒國華將軍為陸軍上將，發給治喪費1萬元，在漢口隆重舉行了追悼大會。1983年9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批準追認他為革命烈士。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