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瀘州詩三百首》[1]評介
地方詩的學術價值，首先是在于它的地方性。這些詩歌，從形象思維的高度，集中地再現了地方古老而并不遙遠的過去，反映了地方的歷史與人情風物、城郭山川，反映了地方在詩歌與文學創作上所已經達到的水平。也正是由于有這樣一個個的具體的地方，我們才得以從總體上認識我們的偉大祖國，認識她的大好河山與人情風物，認識中華民族的詩歌和它的學術水平。這也就是哲學家所說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
瀘州是一塊古老、美麗而富饒的土地。很早很早以前，我們的祖先就在這塊土地上辛勤勞動、蕃衍生息。一江水運，把她和全國聯系在一起；境接滇黔的地理位置，進一步使瀘州成為四川南部與滇黔邊境地區的物資、文化交流中心，兵家必爭的形勝之地。早在宋代，瀘州就已經成為每年征收商稅10萬貫以上的全國26個大商業城市之一，在四川與成都重慶鼎足而三。明代，隨著永寧河的疏浚與經由永寧(今瀘州市敘永縣)繞道黔邊以去昆明的川黔古道重新開通，滇黔兩省的大宗山貨土產物資，運來瀘州集散；貴州地區所需的大宗糧食、布帛和鹽等等，也主要經由這條古道進入貴州。清代以降，這種物資交流，隨著赤水河航道的疏浚而進一步擴大。今日瀘州城里的銅店街和鉛店街，就是當年轉運滇銅、黔鉛以去下游方向的專業貨棧。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四川總督丁寶楨在瀘州設立四川鹽運總局，統一辦理全川五通橋鹽和自流井鹽發運、中轉事務，瀘州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地位，進一步提高，僅征收過境鹽稅一項，每年即達白銀數十萬兩。
1891年重慶開埠以后，四川與下游各省之間的物資交流急劇地發展起來，沱江流域的糖、鹽、煙葉和糧食，大量經由瀘州轉運出省。來自下游方向的工業品和進口“洋貨”，也源源不斷地經重慶和瀘州轉販滇黔西藏。江西、湖北等地商人，陸續前來瀘州開號設店，逐漸形成了“江西幫”等實力雄厚的商業集團，出現了擁有白銀數十萬兩的“連百萬”、“羅百萬”等巨賈豪商。與此同時，包括溫永盛三百年老窖大曲在內的瀘州土酒、紙傘、梳篾制作和火柴、肥皂等手工業與近代工業，在瀘州城里也漸次興辦和發展起來。根據《敘永廳縣合志》上關于征收黃酒酒稅的數字推算，早在清代光緒年間，僅敘永城鎮，每年生產和銷售的黃酒便已有250多噸。殆到抗日戰爭時期，瀘州城內具有一定規模的酒坊達到36家之多，年產濃香型曲酒2000噸以上，鄉間所產白酒，就更不可勝數，成為名副其實的名酒之城。
繁榮的商業經濟和農業、手工業的發展，為瀘州的文化事業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孕育了燦爛的瀘州地方文化。至遲是在唐代年間，瀘州及其所轄的合江、江安等縣，就已分別有了由官府主辦的學校，合江縣的先汪等人，還分別中了舉人、進士，在《全唐詩》里，占有了一席之地?！?strong>江山代有才人出。”歷代瀘州才人不斷涌現，一批又一批的詩歌和文學作品被創作出來，結集付梓。明清年間瀘州士人陸續組建的大小詩社和它們的詩歌創作活動，就是這種經濟和文化積累的反映。
客籍士人吟詠瀘州之作，是瀘州地方詩歌的又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古代四川與外界的交通，主要是通過水運來實現的，這就是從成都分道沿岷江、沱江而下，經瀘州出長江，下重慶，浮流以通江浙。瀘州坐落在萬里長江這條名副其實的黃金水道上，是長江上游僅次于重慶的最大港口，“四川士大夫進京，皆從此處下船[2]”，“歲歲官船出故鄉[3]”。唐宋以降，瀘州地方長官，不乏軍國重臣出任，眾多詩人墨客，都曾沿著長江水道出入四川，在瀘州和瀘城內外的山山水水之間，留下了他們的錦繡詩篇和墨寶，甚至在離開瀘州以后，他們還在“憶過瀘戎摘荔枝[4]”，念念不忘“此州雄跨西南邊，平安烽火夜夜傳[5]”。文章冠冕有明的楊升庵，流寓瀘州十余年，成詩數百余首，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猶自“夢里江陽荔子丹[6]”，想念瀘州，夢魂縈繞。在這些客籍詩人筆下，瀘州是“溫家老窖三百年，瀘州大曲天下傳[7]”，“試將海內芳蕤數，敢并江陽荔子夸[8]”。江心船舟遠眺，是“城下人家水上城，酒樓紅處一江明”，“銜杯卻愛瀘州好，十指寒香給客橙[9]”。這些作品，不僅是關于瀘州和瀘州人情風物的絕妙好詞，在全國文學史上，也有一定的影響和地位。絢麗多彩的瀘州地方詩，就是這些客籍詩人與瀘州士人共同創造的。她從瀘州這塊土地上生長起來，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是瀘州地方文明史的真實寫照，以藝術的形式，記錄了瀘州地區的人情風物與社會變遷，生產、科學和文化的進步。從這個意義上講，瀘州地方詩又可以視為一部地方的社會發展史。
瀘州詩的最可貴之處，首先是這些詩歌所反映的愛國主義思想和對于英雄烈士的褒揚譽贊。從文天祥的《瀘州大將》到民國初年高覲光的《老瀘城懷古》；從陸游的《南定樓遇急雨》到劉光第的《瀘州登忠山感賦》，到黃炎培的《留題方山云峰寺》，這種愛國主義思想，處處像噴泉一樣噴涌出來。生長編伍之間，不習魯儒章句的同盟會黨人佘英，在刑場慷慨就義時所高吟的“我本為民兼為國，拼將熱血染紅氈[10]”；辛亥革命志士楊維所大聲疾呼的“須知世界共和福，都是英雄血換來[11]”，更是字字千鈞，警惕百代。
朱德將軍在瀘州組織的東華詩社和振華詩社，“唱酬寄興，泄腹內牢騷；憂國憂民，舒心中錦繡。諷人諷事，但消吟債”，“大力宣傳振興東亞中華，高聲呼吁打倒西方帝國[12]”，開新一代詩風，使詩歌這種古老的藝術形式，更直接地為革命、為振興中華服務。從瀘州人保存的眾多朱德遺詩證實，朱德將軍駐節瀘州的五年，是他一生中詩歌創作的高峰時期，他在瀘州為后世留下了幾十首千古傳唱的史詩，是瀘州人民和中華兒女珍貴的精神財富。
瀘州地方詩是瀘州人民的心聲。瀘州地方詩人，繼承了白居易《新樂府》“歌生民病”的傳統，具有強烈的人民性。李天英的《納溪道中觸目三絕》、高楷的《夫馬行》、祝萬年的《采蕨謠》和羅順馥的《牛衣泣》、陶開永的《農夫語》等等，至今讀來，猶自令人觸目驚心。這類反映民生疾苦的詩，在瀘州及其所轄各縣地方志中，比比皆是。這些幾乎是字字泣血的現實主義詩篇，不但為我們圖畫般地再現了舊社會的無邊黑暗，再現了地方軍閥為兵為匪的種種兇殘，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就是只有真正關心人民疾苦，真正為人民辦好事，有愛在民，才能得到人民的愛戴和擁護。何錫蕃的《粥廠開》是這樣講的，楊金華歌頌朱德旅長剿滅瀘州鄉間匪患的《瀘陽清鄉行》，也是這樣講的。有些地方官吏，也能夠比較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躬自反省說：“桃李敢言親手植，禾麻哪得稱心肥”，不敢接受士民的譽美，說道是“清風兩袖無庸怪”，“吏語廉能事亦微[13]”。當年傳唱全國，并被選入小學生《國文》課本的吳芳吉《護國巖詞》，在無限熱情地歌頌蔡鍔將軍發動和指揮的護國戰爭的同時，尖銳地向蔡將軍身后的唐繼堯滇軍提出了一個問題：“猶是軍，猶是將，猶是丁年，猶是甲帳。何為昔愛戴，今日轉怨謗?”載舟覆舟，可不慎哉!所以，
瀘州地方詩從各個不同的側面，反映了瀘州地方的社會經濟、政治、軍事、文化以及民情風俗的變遷，內容豐富，題材廣泛，是一部關于瀘州問題的專題著錄，一部瀘州的詩史。特別是當我們將這些散見于歷代詩人集中和地方志乘里的零星作品匯集起來，使之成為一個完整的系統時，這種詩史的作用，就更加明顯。民國年間蘇啟元的《瀘江雜感》、羅順馥的《牛衣泣》、陶開永的《農夫語》和朱鼎臣的《二劉混戰瀘州》等詩篇，就完整地為我們描繪了70年前瀘州地區兵匪交加，軍閥混戰，人民不堪其苦，而當道“偉人”們又只顧爭權奪利、不管人民死活的那個生靈涂炭、民生凋蔽的時代。在這種“苦熱”的政治環境下，朱德將軍寫就的《苦熱》、《秋興》、《感時》等瀘州詩18首，不僅是朱德將軍當時的肺腑之言，同時也是當時一代瀘州愛國士人發自內心的心聲，反映了瀘州地區愛國知識分子在無邊黑暗的社會現實面前的仿徨與苦悶，以及他們對于社會變革的追求。
反映地方經濟與物產的詩歌，把我們從現實的今天帶回到了古老而遙遠的唐宋時代：瀘州城里，遍地酒家，“萬戶赤酒流霞[15]”，“人語侏離逢侗僚，棹歌靄乃下吳舟[16]”，一派繁榮，好生熱鬧。遠近四方的士人商賈，以及瀘州大江以南直至滇黔邊面二千余里的兄弟民族同胞，摩肩接踵地來到瀘州進行貿易與文化交流，他們景慕瀘酒而來，“荔枝春熟向渝瀘[17]” 。再添上清末
關于地方的教育文化、軍事、政治以及若干知名人士在瀘州的行蹤等，我們無不可以從瀘州地方詩里看出基本眉目來，至于瀘州的壯麗山川與無邊風景，就更是“大好河山一望收”，毋庸待言了。
瀘州地方詩是歷史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從文學藝術的角度講，很難說她是獨立形成或者從屬于某種風格流派。她是千百年瀘州地方與外籍來瀘士人所共同創造的，不是一花獨開，孤芳自賞，而是百花齊放，斗艷爭妍，花團錦簇，錦上添花。這些詩，現實主義的有，浪漫主義的也有；通俗平易的有，典雅古樸的也有。有的是詞藻動人，有的以聲調取勝，更多的是內涵深刻，引得眾多讀者內心的共鳴。惟其紛繁多樣也如此，我們才得以從這些各自占盡東風第一枝的地方詩中，整體地把握瀘州地方文學和文化事業所已經達到的水平，并且努力爭取將之向前推動一步。子曰：“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乎鳥獸蟲魚之名”。[21]無論從歷史的角度也好，還是從文化或者經濟、政治的角度也好，我們都不應該忽視這筆歷史留存給我們的精神財富。詩人在他們的創作活動中，是有意無意地詠史為詩，而在今天，我們也就得以因之而以詩證史，總結瀘州地方歷史上的經驗和教訓，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為我們正在進行的革命和建設提供有價值的歷史借鑒。
瀘州地方詩從民間走來，帶著這塊古老土地上濃郁的泥土氣息與芳香。她記述了這里各族兒女淳樸敦厚的民俗民風、山川貨殖，歌頌了各族人民愛戴的人物與英雄，因而為這里450萬各族兒女所共同喜愛。從這樣的意義上講，瀘州地方詩早已大步邁出了文學家和史學家們的書齋，與瀘州燦爛而悠久的文化和歷史，與善良、勤勞、勇敢的450萬瀘州人民同在。
[1] 《瀘州詩三百首》，永康與劉啟柏先生共同選注并由永康主編，瀘州市人民政府1992年印行。
本文并載《成都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
[2]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中華書局1981年版。
[3] 清·趙熙《瀘州除夕雜詩》，周孝懷、郭沫若編《香宋詩前集》，1951年排印本。
[4] 唐·杜甫《解悶》，《全唐詩》卷23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康熙揚州書局本。
[5] 宋·陸游《瀘州亂》，《劍南詩稿》卷2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錢仲聯校注本。
[6] 明·楊升庵《紀夢》，《升庵集》卷35，《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7] 章士釗《游瀘草·后集》，瀘州市圖書館藏，瀘州大同印刷社民國32年排印本。
[8] 明·楊升庵《詠 荔枝》，前引《升庵集》卷26。
[9] 清·張問陶《瀘州》，《船山詩草》卷8，中華書局1985年版。
[10] 佘英《刑場口占》，轉引自
[11] 楊維《感時》，轉引自敘永縣編史修志委員會《敘永詩鈔》，1983年內部印行本。
[12] 朱德《東華詩社小引》，《朱德在瀘縣》，瀘縣文教局1987年內部印行本。
[13] 清·朱孝純《己丑七月奉調打箭爐留別丹巖士民八章》，《敘永廳縣合志·藝文志》，敘永縣光緒三十四年排印本。
[14] 黃炎培《建瀘處長歌》，《黃炎培詩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15] 宋·唐庚《題瀘川縣城樓壁》，《眉山集》卷9。《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16] 陸游《南定樓遇急雨》，《劍南詩稿》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7] 唐·鄭谷《將之瀘郡旅次遂州》，前引《全唐詩》卷676。
[18] 清·趙熙《瀘州除夕雜詩》，前引《香宋詩前集》。
[19] 章士釗《贈筱泉》，前引《游瀘草》卷上。
[20] 黃炎培《泡糖》，前引《黃炎培詩集》。
[21] 孔子《陽貨》，《論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