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的學術價值和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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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師友！
今天，我們一起學習《史記》。
文史共通，匪特文史，文史哲亦共通。
發凡起例,創為紀傳之體
史者，記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記錄下來，就成歷史，就是文章。《史記》上起黃帝，下迄漢武帝太初三年 (公元前101年)，是我國第一部通史，第一部關于我國古代社會經濟、政治、軍事、民族、思想文化、社會風貌以及各個階層人物群像的“百科全書”。
《史記》貫通古今，包羅萬象，既包括歷代帝王興衰以及中國古代認為與帝王興衰相對應（關連）的自然變化，又提綱契領地介紹了足以反映某一時代文化思想的諸子百家學說。舉凡歷法星象，地理天文，上自天子、諸侯，下至游俠、監者、剌客、屠夫，乃至倡優醫巫之人，“天下遺聞亡事，靡不畢集。”全書130卷，每卷1篇， 52萬言，計有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5種體制：
本紀，12篇，有五帝、夏、殷、周、秦、秦始皇、項羽、高祖、呂后、文、景、孝武。按照年代順序，記敘帝王的政跡和言行。“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上記軒轅、錄秦漢，下至于茲”，集中反映了司馬遷縱觀歷代興亡、歷史發展大勢的撰述宗旨，也是全書表述歷史進程的總綱。
表，10 篇，按照年代譜列各種重大事件，自三代迄于司馬遷本人生活的漢武帝時代（當世），有世表、年表，還有秦楚之際月表。反映“并時異世，年差不明”的頭緒紛繁復雜的歷史事件及其發生的年月。
書，8篇，有禮、樂、律、歷、天官、封禪、河渠、平準。涉及禮樂制度、歷法、天文、地理、重大祭祀、經濟財政等社會生活，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等諸多方面。以明其“損益”、“改易”之跡，“承蔽易變”之狀。
世家，30篇，記載各國諸侯事跡，以及王朝輔拂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事主上”的史事，與乎朝廷與地方（諸侯國）之間的關系及其變化。
列傳，70篇，為古往今來各個階層和各個方面形形色色有代表性的歷史人物（包括日者、游俠、剌客等下層社會人物）立傳。
這種貫穿古今，包羅萬象，“紀以敘其大端，傳以委曲敘事”，表述生動、豐富的歷史內容的史書，是以紀和傳為主體的，后世史家稱之為“紀傳體”。
用紀傳體編寫史書，不能說是司馬遷的發明。唐代史學評論家劉知幾就曾經在他的《史通》里說過，《史記》的“本紀”和“世家”，分別是仿效《禹本紀》和古“世家”；“十表”仿自《周王譜牒》；《平準書》和《貨殖列傳》，脫胎于《管子》；《準南子》里的“天文志”，可以說是《史記·天官書》的前身。但是，成功地把這5種文體巧妙地結合起來，各有側重而又互相配合，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為表述歷史提供更廣闊的領域，則是司馬遷的再創造和杰出的貢獻。
《史記》以其豐富而深刻的思想，系統而完備的方法，典型而鮮明的人物形象塑造，對后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唐代以降，以它為代表的紀傳體史書，被稱為“正史”。而編年體史書，則被稱為“古史”。從此“歷代因之，遂分正副，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現在我們國家在全國范圍內組織專家學者編寫《清史》，也仍然采用的是這種紀傳體。確如清人趙翼所說：“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有人說，項羽不是皇帝，列入“本紀”是“為例不純”，“自亂其體”。其實，項羽是實際上領導了當時各支起義力量，推翻秦王朝的統治并在秦亡漢興之際的5年之間號令天下的。為項羽作本紀，正是太史公實事求是和進步歷史觀的表現。基于同樣的原因，他又作了《呂后本紀》而不為劉邦兒子劉盈這個只是名義上的皇帝（漢惠帝）作本紀。
劉知幾輕通史而重斷代；魏禧說司馬遷“僅工于文，班固則密于體”。其實，通史和斷代史各有千秋，何況班固《漢書》本是擬《史記》而作，記述漢武帝以前的史事，基本上是照錄《史記》原文，雖然說“史學家事必有據，唯恐一言之由己出”，但是，這也從另外一個方面證明，《史記》確實是一座難以企及的高峰，還是趙翼說得好：“無所因而特創者難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為力，此固未可同日語也。”
文史共通，文史哲亦共通
深厚的文學造詣和鮮明的個性特色，是《史記》成為史家絕唱的又一重要原因。文史共通。匪特文史，文史哲亦共通。《史記》是歷史書，是文學書，也是考究“天人之際”的哲學書。這部鴻文巨制，對于歷史學科的重要性，自無待言，從語文學科的角度看，我們小時候，是把它當成文學書讀的，現在的中學生，不也是在語文課上讀《史記》的嗎！
寫書，總要經歷立意（確定全書體例）選材、布局謀篇、命筆行文、選詞煉句這樣幾個階段。司馬遷寫《史記》，也不例外。
從立意上看，可以明顯地看出《史記》親民、求實、通變、不以名位、成敗論英雄。
親民。司馬遷在感情上接近人民，重視民心的向背，并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對勞苦大眾的同情，對封建統治者的憎惡。他滿腔熱情地為出身下層的侯生、荊軻、朱家、郭解、司馬季主等剌客、游俠、日者乃至倡優滑稽之徒立傳；在翔實記述秦漢之際農民大起義的同時，他實事求是地肯定了陳涉、吳廣諸人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明明白白地為百戰不得封侯的李廣鳴不平；淋漓盡致地揭露酷吏的專殘和佞臣們的丑惡嘴臉；實事求是地從政治上和社會經濟上揭露了漢武帝“承平盛世”下所掩蓋著的階級矛盾，嘲笑這位不可一世的漢家天子一再受騙于方士妖人。一部《史記》，是以司馬遷自己的是非觀念來善善惡惡的。班固說他“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其實，先黃老而后六經，是肯定文景之治，否定漢武帝多欲所造成的衰敗；述貨殖為商人立傳，是肯定商人促進生產發展，對社會經濟的繁榮所作的貢獻；頌揚游俠，是肯定他們犧牲自己，救人之急。通過頌揚他們來表達司馬遷自己對于開明政治的向往，對于人民追求物質財富和反抗強暴的同情。正是這種“是非頗謬于圣人”的精神，才使得他這部《史記》閃灼出奪目的光輝。
求實。是說這位太史公繼承古代史官“秉筆直書”的優良傳統，真實地反映了歷史的客觀實際，誠如班固所言：“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通變。司馬遷清楚地認識到：歷史是一個不斷發展變化、永無止息的過程。他重視歷史的發展和變化，力求通過對于這種發展與變化的探討，揭示歷史事件的規律，并且用歷史變化的觀點記述歷史。關于這個問題，我們后面再詳細地講。
司馬遷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足跡半中國，到過很多地方進行調查，廣泛閱讀了皇家石室、金匱收藏的各種秘籍、檔案文書，廣泛采錄諸子百家典籍，把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有價值的史料都盡可能地寫進了書中，從而使得《史記》在相當廣闊的范圍里，生動地展現了歷史的真實面貌。他搜集材料的途徑和方法主要是：
1、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通計《史記》引用之書，計有103種。其中，“六經”及其訓解注疏之書24種，諸子百家之書52種，歷史地理以及漢家朝廷檔案20種，文學之書7種。
2、取資金石、文物、圖象和建筑物。《秦始皇本紀》著錄了“泰山石刻”、“瑯琊石刻”和“之罘石刻”；適魯觀孔子廟堂車服禮器；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觀蒙恬所筑長城、亭障和直道。等等。
3、游歷訪問，實際調查。收集上古歷史傳說，考察調查西周建國經營洛邑的情況。調查戰國遺聞，漢初故事，古戰場形勢，人物情況，就更為詳悉。普通百姓的口碑，他也非常重視。如適大梁之墟，訪求夷門及秦之所以滅魏，“墟中人曰”云云，等等。《貨殖列傳》里關于全國各地物產、都市經濟和民俗民風的記載，也是游歷調查得來的。
4、直接接觸當事人，或者轉錄他人的口述材料。如《李將軍列傳贊》：“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項羽本紀贊》：“余聞舜目蓋重瞳子，又聞之周生曰，羽目亦重瞳子。”等等。
5、采集歌謠詩賦。包括樂府歌謠，文人詩賦，民歌童謠和俚語俗諺等等。引用時一一標明，與征引文獻同樣鄭重。
6、搜求秦火殘存的古諸侯國史記。《燕召公世家》所載燕孝王“三年卒，子今王喜立”；“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如此下距司馬遷一百四五十年之事，而兩稱“今王”，顯見此乃抄錄燕國史記而改寫未竟的痕跡。
搜集得來的史料，司馬遷不是有聞必錄，而是認真地綜合、分析、鑒別和篩選。作“紀”，他從比較信而有征的黃帝寫起；人物列傳，也從確有事跡可考的伯夷、叔齊寫起。一時無法弄清的問題，他擇善而從，或者多說并存。一時難以斷定的問題，寧肯闕疑，也不武斷地下結論。
《史記》選用材料入書，有明確的義例，這就是：
1、考信于六藝，折中于夫子。主要以六藝經傳為史料。
2、擇其言尤雅者，總之不離古文（先秦文獻）者近是。重視使用第一手材料，廣泛征引古文，擇其尤雅者述之，而無稽者不錄。
3、紀異而說不書，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記載天異災變，但在記述人事的紀、傳中并不加以發揮。其《天官書》云：“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大宛列傳》云：“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等等。
4、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至于世傳其書者，論其軼事。漢初自申屠嘉以后的丞相們“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以著于當世”，故不記載。已有著作傳世，比如孟子荀卿、管仲晏嬰，與乎孫子吳起諸人，就只記述其軼事。
5、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說之。太史公曰：“疑者闕焉。”又曰：“疑則傳疑，蓋其慎矣。”是以五帝三代，只載世系而不記年。殷、周二《本紀》載殷祖契為其母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又云其父為帝嚳；周祖后稷（棄），亦其母姜源履巨人之跡而生，等等，是皆疑則傳疑之例。
6、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厥協，就是綜合；整齊，就是分析鑒別篩選。其貫通的手法，一是剪裁摘要，二是增文補史，三是訓釋古文，四是熔鑄改寫。四種手法交叉運用，而又以熔鑄改寫為主。
《史記》書中細節的描寫，往往有合乎情理的想象與加工。比如《孔子世家》對所引《論語》材料進行時間和場景的定位，以形成連貫的編年史料，顯然是文學構思的運用；《太史公自序》引古人自況，說文王拘而演《周易》、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特別是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是皆遭遇不平而發憤著書。這些，并不都是事實，但是這樣一加工，就闡明了只有經受得起磨難的人，才能做出大事業。
材料有了，便要謀篇。謀篇，就是定格局。《史記》在格局布置上的最大特色是“五體并用，詳今略古，夾敘夾議，寓議論于記敘之中。”劉知幾說它“雖敘三千年史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余載而已。”12本紀，包括《秦始皇本紀》在內，寫當時“七十余年以來”的，就占了7篇。10表，夏殷周三代，只有1表；春秋戰國，只作了《六國年表》和《十二諸侯年表》；《秦楚之際月表》以下7表，都是“當代史”。30世家和70列傳，就更主要是秦漢以來的內容。
設立河渠、平準、貨殖等經濟專篇，是《史記》謀篇的一大創舉。司馬遷重視生產、交換和消費等經濟活動，力求從經濟生活的背后，尋找道德產生的根源乃至社會歷史發展的原因。他翔實地記載了漢興以來的國民經濟概況與經濟政策的演變，把經濟發展與社會治亂興衰有機地結合起來進行考察，肯定衣食住行的物質需要是不可更易的客觀存在，正是這種需要，推動了社會分工和生產的發展與流通交換的出現。在此基礎之上，他提出了“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這個關于經濟和政治、文化有密切關系的重大命題。這是古代中國史學觀的一大進步。
《史記》人物列傳的每位傳主，都是代表某一方面的重要人物；每篇文章都有深意，都有不可取代的價值。《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傳》和《仲尼弟子列傳》代表學術思想界最重要的人物；《蘇秦張儀列傳》，代表造致戰國紛爭局面的縱橫游說之士；《孫子穰苴列傳》、《田單列傳》和《白起王翦列傳》，代表知名將帥；而孟嘗平原“四公子”列傳，則代表了戰國時期的新貴族。
具體到每篇文章，那可真是千紅萬紫，各各不同。寫蕭何、曹參、張良，歷敘生平，首尾完具。因為他們是漢王朝的開國功臣，關系秦漢之際翻天覆地的大變革，而且事跡具在，可以得而書之；寫《孟軻荀卿列傳》，則藉他們以敘當時之人，記述了齊國“三鄒子”，記述了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等眾多的齊國“稷下先生”，實際上是寫了一篇先秦諸子列傳；《扁鵲倉公列傳》，記述他們的醫案，因為這兩位名醫沒有著作流傳；《管晏列傳》，但載其遺文逸事，至于治國之道等等，只要已經見諸他們的著作，一概不錄，這是因為管晏之書具在，毋須再講；而寫伯夷、叔齊，那就幾乎全是議論了。為什么記敘之文寫成了純議論？因為傳主只有不食周粟一事可以得而記述，而且厥事體大，值得大議論而特議論一番。
歷史要求實錄；文學要講究藝術性。司馬遷首先是史學家，其次才是文學家，我們不能把《史記》當成單純的文學作品來讀。司馬遷的偉大貢獻，是冶文史于一爐，把歷史和文學統一起來，以人物為中心，塑造了我國古代首尾三千年間各種各類歷史人物的形象。每篇世家紀傳，都有生動的故事情節，都有曲折細膩的細節描寫和繪聲繪色的活動場面，以及生動活潑的口語化語言。《史記》的辭藻文章，千百年來膾炙人口，影響了歷代文學大家的成長，甚至還影響了元明以來戲劇和通俗小說的創作。究其所以如此成功，概括地說，一是運用選擇和互見的手法，突現歷史人物的個性；二是兩兩對照，以烘托人物；三是熔鑄鮮明的愛憎感情，以感染讀者；四是運用多種文學手段，塑造人物形象；五是有意識地塑造（注意：塑造。文學藝術的塑造）典型化的歷史人物，以符合他自己編著史書的理想。前四點，是他塑造歷史人物形象的手法；最后一點，則是司馬遷有意識創造的歷史與文學的統一。這位太史公尊重歷史，但他編寫史書不搞自然主義，而是對歷史事實進行選擇、剪裁、提練和強調，塑造出各種各類歷史人物的典型形象，從而更深刻地反映出復雜紛繁的社會生活場景及其本質，發掘出這些現象背后蘊藏的深邃哲理，這種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就是《史記》的文史共通、文史哲共通。
文以載道，郁郁乎文哉
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史記》的文筆是優美而生動的。《史記》文章，一是簡明，二是善于抓住人物的主要特點，寥寥幾筆，一個個活鮮鮮的歷史人物，就躍然紙上。殷盤周誥中那些詰屈聱牙的文字，被改寫為平直易解的詞句；新鮮活潑的民間口頭語言，被大膽吸收，與各地的方言土語并列；當時極為盛行的辭賦文章的駢偶形式被大膽揚棄，從而大大擴展了長短相錯的散文領域。
狀人物。完璧歸趙的藺相如，舍身剌秦王的荊軻，叱咤風云的項羽，豁達大度而又不拘小節的劉邦，指鹿為馬的趙高，自作孽、不可活而又其為人也小有才的李斯等眾多人物，莫不栩栩如生。為什么栩栩如生？司馬遷寫人注重寫個性。為文學家立傳，總要轉錄其作品，同樣，為政治家立傳，也一定轉錄他的奏議和著作。能夠代表人物個性的言行，再小也要敘述，不足以表現個性的言行，再大也要放棄。以廉頗為例，寫他8次勝仗的赫赫戰功，不過“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這樣寥寥數語，然而對于他如何與藺相如嘔氣，如何負荊請罪，又如何表示不服老這些瑣事，卻用盡濃墨重彩，大書特書。為什么這樣寫？戰術戰功，每個良將莫不盡有，不足以表現廉頗的人格，到是這些小事，可以看出廉頗的忠誠、氣量雖小卻又能識大體的個性。
這種細節的描寫，文筆上也是很精彩的。比如寫“項籍少時，讀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于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短短60個字，就寫出了這霸王的志大才疏。
記事件。寫重大事件，司馬遷言簡意賅，準確而生動。比如記述鉅鹿之戰：“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閑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以一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有聲有色！
“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9個字，打贏了這場戰役；“殺蘇角，虜王離，涉閑不降楚，自燒殺”14個字，道盡了這場戰役的赫赫戰功。
寫張良為長者拾履，韓信入人胯下這類細節，同樣也入木三分。不僅入木三分，同時把人物也寫活了。
記言語。一篇《倉公列傳》，只是皇帝對倉公的策問與倉公的對答。這種特殊手法，歷代史書絕無僅有，因為實在是太難以仿效。更妙的是，司馬遷善于攫取歷史人物的精彩語言，恰到好處地寫進他的《太史公書》，惟妙惟肖地為歷史人物畫相，為他的文章生色。比如《滑稽列傳》里齊宣王所說的“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淳于髡關于“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的妙論；飛將軍李廣引刃自殺時所說“廣結發與匈奴大小七十余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余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誰能不與他的將士和百姓們一起哭泣！讀到萬石張叔之子張建發現奏事文書寫錯字時所說“誤書！‘馬’（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的誠惶誠恐，又有誰能不解頤？
品圖書。關于儒家“六經”，司馬遷一語中的地說道：“《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言簡意賅，千載至今，遂為定論。他對《春秋》和《離騷》的點評，就寫得更精彩：
《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后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
這種觀點，我們當然不能茍同。但在當時，這無疑是一錘定音的。關于《離騷》，司馬遷說：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謗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剌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義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淤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游于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皎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千古至今，遂為定評。
篇末論贊。好些篇章后面，都有司馬遷以第一人稱發表的議論，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太史公曰”。這些論贊，議論宏闊，筆勢縱橫，旨義深微，言詞精練。或考證古史，或敘游歷所得，或提求取材義例，或明其作述之旨，或褒貶人物，或縱論史事，或者隱含譏剌。要皆直抒胸臆，觀點鮮明，構成系統的歷史科學理論。從寫作手法上看，這些論贊，無不都是從大處著眼，恰如其分，而又多是從小處著手，順手拈來。《項羽本紀》的論贊是如此，《淮陰侯列傳》、《李將軍列傳》等眾多篇章的論贊，也莫不如此。
從形式上看，這些論贊整齊而又靈活。所謂整齊，是說《史記》篇前為序，篇后作贊，并在文中夾敘夾議以為史論。考慮到十表、八書和類傳都是貫通古今的，把大段恢宏議論放在篇首作為序論，進行貫通性的概括，表現出強烈的理論色彩；本紀、世家、列傳三者均敘人物，故在篇末作為贊論，褒貶人物，具有鮮明感情色彩；論傳提示義例，《自序》集中闡明作述之旨，是為全書總綱。
所謂靈活，是說在整齊之中又有變通。《外戚世家》和《孟子荀卿列傳》兩篇，實質是類傳，故作為序論以明其類。以孟、荀作為列傳的標題，只是為了突出這兩位儒學大師的歷史地位，而其內容則是一篇先秦諸子類傳。《剌客列傳》作為一篇類傳，本應編在《循吏列傳》之后，卻被有意安排在輔秦人物中間，與呂不韋、李斯、蒙恬諸人并列，以形成鮮明對比。這種安排，是太史公反暴政思想的委婉展現，因為剌客就其實質來講，都是反暴政的。
要而言之，破體為例是《史記》的一大特色。全書五體，無不都有破例。質的規定性需要通過格式進行反映，但必須要有變通，才能曲盡其妙。歷史豐富多彩而又變化萬端，只用死板的格式，是不能對之進行形象反映的。立例又破例，充分展現了司馬遷的卓越史識。后世書生輕議冢中人，孰知冢中笑爾書生氣！
《史記》在中國文學史上蔚成了一脈相承的主流。唐代，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就是效法司馬遷提倡古文。后來宋元諸大家，明七子和清代的桐城派、陽湖派的古文，都是《史記》主流中的波瀾。它如蒲松齡《聊齋志異》以及諸如此類的筆記小說等等，無不都是受了《史記》的影響。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際，是哲學；通古今之變，是史學；成一家之言，則主要是屬于歷史編纂學的范疇。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成其一家之言，代表了中國古代歷史科學所已經達到的水平、最高的學術成就。
《史記》八書究天人之際，十表究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就是研究天和人的關系。天人關系、古今變化，前人多曾道及，而把它們綜合起來加以考察，使它們獲得歷史的形式，成為一家之言，則是司馬遷的偉大創舉。
“天”和“人”是先秦人們歷史觀念的兩個基本范疇。古代的“天”，指至上之神；“人”，指人君，而不是普通民眾。古代人們信守天命，并以此來說明天與人的關系。所謂“天人之際”,就是天與為國者（人君）之間的關系，就是世間治亂、家國興亡與“天”的關系。那時，人們認為“天”是至高無上之神，世間的一切，都是由“天命”所決定的。在這個看不見而又摸不著的“天”面前，誠惶誠恐。所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一開篇就說“臣觀天人之際，甚可畏也。”
司馬遷是董仲舒的學生。作為今文經學大師，董仲舒最重要的命題是倡言“天人感應”。司馬遷一反乃師家法，傾向于認為決定人類命運的是人類自己，而不是天神。他懷疑“天”有意志，把自然現象與陰陽五行的迷信進行了區別，在肯定陰陽五行學說對于自然規律描述的同時，明白指出“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批判了這種“使人拘而多畏”的迷信禁忌學說。對于秦始皇和漢武帝的求仙，他更是無情揭露、諷刺揶揄。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乃是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這里所說的“天”，是指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
司馬遷說：“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楚亡漢興不是天意，人心向背才是事業成敗的根本原因。批評項羽“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說項羽的失敗，不能歸結于“天亡我”。伯夷叔齊有善行而不得善終，司馬遷說：“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如果說他只是批評項羽荒謬，那么，這就是直端端地批評“天道福善禍淫”的傳統觀念了。
當然，司馬遷并沒有最終否定天命，《天官書》中，他也人云亦云地記述了“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起”；“亢為疏廟，主疾……氐為天根，主疫”；“狼角變色，多盜賊”；南極“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以及諸如此類的“天人感應”之言。在《高祖本紀贊》里，說“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并以此證明漢得“天統”；在《秦楚之際月表》中，贊嘆漢得天下是“此乃《傳》之所謂大圣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又說“非大圣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毋容諱言，這位太史公，只是懷疑“天命”而已。當然，他講的“天命”，主要還是指歷史變化的事勢，與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是不相同的。
董仲舒說：“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命題，與
變是歷史的本質。司馬遷說道家“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沒有一成不變的態勢，沒有永恒存在的形體。他用發展變化的眼光看待人類社會的歷史，提出了“變”、“漸”與“終始”諸名。他所說的變，指社會在不斷地進化和發展；漸，是進化和發展的過程；終始，是指因果關系。《十表》的結構和內容，鮮明地反映了他“詳今略古”和“詳變略漸”的歷史觀點，對三代作“世表”而秦楚之際作“月表”，就是詳今略古，就是突出這個“變”字。《秦楚之際月表序》云：“太史公讀秦漢之際，曰：初作難，發于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于漢家。五年之內，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講的是這段劇烈變革的歷史經驗應該認真總結。其《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混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講以古為鏡，同時又講古今不同，他對歷史的總結，是要給當時和后代作“鏡子”的。
當然，司馬遷的“變”，不是承認歷史是由社會內部矛盾的斗爭推動向前發展的辯證法的“變”，也不是認為社會只是循著自然規律漸進的庸俗進化論的“變”，而是認為歷史是以一定時間為周期的循環往復的“變”，這就是貫穿《史記》全書的“三統循環論”。《史記·高祖本紀》說：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薄，故救薄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這段話，是司馬遷對于漢之所以能夠代秦的總結，因而也就最能反映他那個“變”的本質：首先，歷史是按照“忠— 敬—文”這樣的順序，周而復始地“變”的。其次，不管怎樣變，都越不出儒家的社會倫理范疇，只有形式的不同，而無質的飛躍。第三，秦之所以暴亡，是因為推行法家之治，“酷刑法”，“任力政”。第四，所以漢朝“承敝易變”，改行“王道”，“卒踐帝祚”，“得天統矣”。
忠、敬、文都是儒家社會倫理范疇，為什么又要變來變去？司馬遷認為，這些社會倫理范疇，作為當國者的思想武器，是各有利敝的，因而必須交替使用。關于這種循環的時間尺度，司馬遷說：
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載，然后天人之際續備。
從東周到漢興五百年，漢王朝正好處在歷史變完一紀之后，進入第二紀，自然應該是萬象更新的盛世了。
治亂興衰既然是因果相聯、循環往復的，所以，就需要“原始察終，見盛觀衰，以稽其成敗興壞之理”。追原其始，察究其終，了解和把握歷史變革的全過程，從而審視其原因、經過、發展和結果；在事物興旺的時候，看到它開始轉化的起點。這就要對整個歷史進行貫通性研究，而且要劃分為若干段落進行考察。因為前一段歷史是后一段歷史發展的原因，而后一段歷史是前一段歷史發展的結果。為此，司馬遷創為了歷史年代之學，把三千年中國史劃分為3段：
一、殷周時代（古代）。從傳說中的黃帝到周召共和元
年，亦即公元前841年。
為什么只從共和開始紀年，司馬遷在《三代世表序》中說：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厝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于是以《五帝系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周召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為《世表》。
二、春秋戰國和秦代（近代）。從公元前841年到公元前207年。這段歷史，又分為兩個時期：
1、春秋時期。《十二諸侯年表序》：“自共和訖孔子（從共和二年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即公元前841年到公元前477年），表見《春秋》”。
2、戰國、秦時期。《六國年表序》：“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從周元王元年到秦二世三年。即公元前476 —— 公元前207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
三、漢興以來七十余年（當代）。從秦王子嬰素車白馬，背輿自縛向項羽投降的公元前207年算起，至漢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1年）。
“言”，就是議論，就是理想和主張。成一家之言，就是要創設自己獨特的思想體系，啟迪后人，影響社會。編寫歷史著作，要闡明自己的思想，不應只是史料匯抄和事實的堆積。《史記》書中，司馬遷融會貫通諸子百學說建立起來的歷史學體系，就是他的“一家之言”。這種歷史科學體系，表現為他在哲學、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倫理各個領域的認識與觀點。他主要采用了以下三種形式表述自己的一家之言：一是創立紀傳體通史以寓義例；二是剪裁熔鑄史事、寓史論于記敘之中以明其理；三是通過論贊以直抒胸臆。
歷史記述既應無所不包，就必須“網羅天下放失舊聞”；歷史科學既應概括人類社會的一切文化現象及其變化發展，就必須“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融匯諸子百家學說于一編之中。于是，司馬遷創造了紀傳體史書，條理包羅萬象的人類文化歷史，“究天人之際”講自然和空間，劃分天人關系；“通古今之變”講時間流變，闡明人類社會是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發展、演變的。威武雄壯的歷史活劇，就是在古與今的時間流變中上演，并且不斷演變。作為太史公，他所要捕捉的，就是這個“變”字。在歷史變革中考察歷史，把握人類社會演變的進程和內容，探求成敗興衰的規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為大一統的西漢王朝尋求長治久安的“治道”，這就是太史公的一家之言。
高山仰止讀奇書
《史記》寫成后藏諸名山，副在京師。漢宣帝時，司馬遷的外孫楊惲祖述其書，乃流行于世，而10篇未成，有錄無書。三國·魏人張晏說：“元、成之間，
《史記》文詞古奧，漢代典章文物，又與后世多有不同。于是，就像漢儒注經一樣，有不少人為之作注，主要的有南朝宋·裴骃的《史記集解》，唐人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和張守節的《史記正義》3家，習稱“史記三家注”。最初，各自單行，與《史記》卷數不合。紀曉嵐《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北宋年間，曾把這三家注散刻在《史記》正文之下，合為一編。這個本子，而今也已不見，目前最早的，是南宋黃善夫本，已由商務印書館影印，收入《百納本二十四史》中。此外，有明代嘉靖、萬歷之際南、北國子監所刻“二十一史本”（監本），毛氏汲古閣“十七史本”和清代乾隆年間武英殿本。其中，武英殿本最為通行，后世多有翻刻和影印。
同治年間，金陵書局刻印《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130卷（即金陵書局本）。1959年，中華書局以之為底本進行整理，由
1955年北京大學王伯祥教授選注出版的《史記》，代表了當時《史記》研究所已經達到的最高水平。蘭州大學張大可教授新注的《史記全本新注》，發展了王先生的研究成果。北京大學另一位王利器教授，也對《史記》做了很多工作，出版有《白話史記》。這是3個真正由專家整理，注釋（其中王利器甚至是翻譯成白話）出版的好版本。今天我的這個講稿之中，就包含有他們的辛勤勞動。
讀《史記》，版本要擇善而從，建議最好選用中華書局的標點本；要識字義，通訓詁。過這道關，可以借助工具書。要明句讀。明其句讀，才能通曉義理，才能明其章法。此外，還要先作些入門準備，先讀《太史公自序》，讀班固《漢書》里的《司馬遷傳》，了解司馬遷其人其事，再讀一些關于《史記》的評論，諸如《漢書·敘傳》論史記的段落；劉知幾《史通》的“六家”、“二體”和“古今正史”諸篇；《隋書·經籍志》；鄭樵《通志·總序》和《四庫全書》之史部正史類關于《史記》的評論和記述，粗略認識《史記》在史學上的地位和學術價值。
讀書目的不同，方法也就應當有所區別：
1、以研究《史記》著述體例及宗旨為目的而讀，就須提高眼光，鳥瞰全書，以究其文體；
2、以研究古代史跡而讀，就需要首先通覽全書，以觀其大略，尋出每個時代的關鍵要點，最后精讀與這些要點相關的事項；
3、以研究文章技巧為目的而讀，那就著重選讀其中最精彩的一些篇章。
1、辯識后人竄亂部分；
2、考證先秦史實；
3、為《史記》作新注；
4、編制《史記》古今地名對照手冊；
5、于《史記》十表之外，補作一個總的大事年表。
幾十年來，有很多學人圍繞這5個方面開展工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這并不是說對于《史記》的研究已經完成，學海無涯，不管是文學問題還是史學問題，都還有很多沒有弄清楚，值得我們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