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現在一條混凝土澆注的二級公路徑直就通到了大穴廠，和四十多年前簡直不能同日而語了。記得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五日那個秋高氣爽的日子里，我們八個初、高中的應屆畢業生胸前的鈕扣上掛著大紅花，被好些貧下中農和學校的師生簇擁著，他們幫我們扛著行李，挑著燒柴、大米、菜油等生活必需品，敲鑼打鼓，吹著嗩吶，走在那條在大躍進的年代里修筑的，讓那些遍布田間院壩的小高爐不至于斷炊的鄉間公路上。那路面極其粗糙，全由一些碎石、泥土鋪成，上面還撒了一層煙煤燃燒后留下的黑色的灰渣，其寬度只能讓一輛卡車單向行駛。我們就像是黃土高原上的一支迎親隊伍，在這條鄉間的盤山公路上盤了好一陣子才到了大穴廠。
    大穴廠其實就是一個大屋基，這是星星點點遍布在川南農村里由幾戶乃至十幾戶農家聚居的院落的稱呼，這些院落的住戶多半都具有家族色彩。在川貴交界處的丘陵地帶，人煙相對稀少，有時要走過好幾個窩窩頭狀的矮山丘后才能發現一個這樣的屋基，可以這樣說六十年代的川南農村就是阡陌，田埂和屋基組成的一幅幅田園風光。沾親帶故的人們在這種院落里互相之間好有一個照應，梁上君子在這些抱成團的人們面前不敢輕舉妄動，有點動作就被警覺的看家狗發現，馬上一個屋基的狗都會叫起來，不讓你嚇破膽都要讓你出一身冷汗。歲月蹉跎，世事更替，頂上的房瓦翻修了一次又一次，壁上的灰泥落了就補，補了又落，一個個屋基都以頑強的生命力在見證著社會的演變，演繹著他們各具特色的動人故事。 
    清朝初年，地處川滇黔結合部的瀘州迎來了湖廣填四川的人潮，究竟是張獻忠的草菅人命，瘋狂屠殺還是辮子軍的殘酷鎮壓和清剿，我沒有史學家那份閑工夫去清理中國近代史上這次大規模移民的起因，只知道我的前輩和一戶羅姓人家一樣千里跋涉，從江西來到這里，長沱二江匯合的地方，開始了新的生活里程。我的先人在大山坪一代生息繁衍，而羅姓一家人攜帶著他們從江西帶來的農具稻種，從小關門那里借漁夫的小船擺渡去了長江對岸的藍田，再從現在蜀南氣礦機關大門那里開始攀越對面一個稱為梯子崖的小山。犬牙交錯的巖石間留下了他們的足跡，就如魯迅先生說的那樣“地上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就成了路”，至今那條亂石和泥土斑駁夾雜的登山小路依然是人們上山時必抄的近道，疲乏不堪的他們就在大穴廠落了腳，扎了根。
    不管你是熟視無睹也好還是眼內無珠，或者是偏見性的白內障，從大興安嶺流下來的那股清冽的泉水在兩三百年間漸漸滲入了中華文化，可以稱得上中華特色經典的女人旗袍的設計靈感不是來源于滿族女人的裝束嗎？而且更重要的是兩三百年中沒有大的戰亂，人民得以休養生息，我們這些四川的客居人家早就成了地道的四川人。我的先人在大山坪和轉盤一帶購置了大片土地，成了當地有名的大地主，過起了頤指氣使，靠收租盤剝佃戶的日子。當年那個很有點名氣，頗具規模的地主莊園“戴莊”早讓推土機碾成了歷史垃圾，而大穴廠的主人卻靠自己的辛勤勞動在積攢著自己的財富，他們每天用雙足去丈量著自己的土地。用勞動去換得收成，不管春秋變化，人間寒暑，他們都默默無聞打發著日子，過著中國自耕農民雖不富足但還算殷實的生活。

                   （二）
    城里來的八名新住客打破了大穴廠的平衡和寧靜，在天天都是蛙聲一片的夜晚里，如今有了歌聲和還算悅耳的口琴聲、二胡聲。枯燥乏味的農耕生活平靜得來就和大穴廠附近那座三灣大塘一樣，是一面碩大的鏡子，在漆黑的夜間還是有點隱隱灼灼的亮光，只是沒有波瀾，沒有樂趣，不能流動，懶懶地躺臥在兩行桉樹夾著的那條狹窄的鄉間公路旁。我們這幫年輕人就像是梯子崖哪個泉眼里鉆出來的活水一樣，汨汨地注入這個大塘。九月的月光搖曳在剛收割過中稻的水田里，我們結伴在屋基背后的曬谷場上，對即將鋪開的讓人好奇、不可捉摸的全新的人生設想了很多不同的構思和畫面。首先我們得和大穴廠的鄰居們和諧相處，誰沒有點和鄰居借點還點生活用品的瑣事呢？我們是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一個問題就纏繞著我們，我們的鄰居是一戶姓羅的老富農和他的已經分灶而食的三個兒子，還有就是一戶雷姓的中農。剛剛在簡短而不失熱烈的歡迎會上，大隊的楊書記就告誡我們不要忘記階級斗爭，要和那家姓羅的富農分子劃清界限，要和貧下中農多接觸，訪貧問苦。可是我們沒有和能改造我們靈魂的老師們住在一起，缺乏耳提面命，就會失去很多受教育的機會，何況和老富農以及他的兒子們朝夕相處，要是他們骨子里的那些反動東西通過空氣傳染給我們，那怎么得了。
    大穴廠屋基被一片茂林修竹包圍著，它們充當了灸熱和嚴寒時的空氣調節器，讓屋基的主人過著冬暖夏涼，讓神仙都羨慕的日子。這些都得益于三百年前那家姓羅的江西老表，所謂前人植樹，后人遮蔭。然而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通過那么多代人生兒育女，怎么一個屋基就剩下了一戶人，而且還變成了富農，只擁有屋基右面一列的部分房屋，衰敗到了如此地步。屋基的正面是大隊部，就相當于現在我們農村的基層政權村民委員會，下轄十個生產隊，相當于現在的村民小組。辦公室布置得像模像樣的，一排馬恩列斯毛下面是一列各式各樣的文件夾，再下面就是我們楊書記的辦公桌，好像從上到下貫穿著一條中心軸一樣。兩旁還有會計室，會議室和會客室，還有楊書記為革命工作加了夜班后的臨時休息室。在當時的農村享有此等規模的大隊部辦公室不叫絕無僅有也叫數一數二。這個部分應該是羅氏家族的權力核心所在地，是父母高堂起居的地方，歷史很公正地又把象征權力的印記牢牢地烙在這里，而且把權力管轄的范圍從一個家族膨脹到上千人的一個生產大隊。
    大穴廠的左邊面積最大，很顯然是原來的生活區，廚房、飯廳都在這里。現在是一所耕讀小學所在地，那些年代這種既能讓農民子弟念書識字，又可以幫助父母干點力所能及農活的學校很有生命力，而且頗受農民弟兄的青睞。小學只有低年級一個班，大點的娃娃都到幾里外的一所中心校上學去了，那兒的老師是專門吃這碗飯的，不像耕讀教師一只腿陷在農田里永遠拔不出來，黑板上那些歪歪扭扭的粉筆字也能折射出他們的艱辛。那些簡易的課桌簡直可以上吉尼斯大全，一塊薄薄的木板用幾顆釘子釘在四只纖細的木腿上，下面放著高低、新舊、樣式百花齊放的板凳椅子，是娃娃們自己從家里帶來的，可能現在在全國，隨便你走到哪方窮鄉僻壤都再看不到這種讓人感嘆唏噓的奇觀了。 耕讀小學的另外兩間教室成了我們這幫知青的新家，中間一個過道，男女寢室分列兩旁。其實是用竹子的篦片編在一起，兩面再糊上一些稀泥，陰干以后形成的墻壁只是一種象征性的間隔，完全沒有隔音功能，幸好那個年代是不講隱私權的，我們那些日子的中心話題都是圍繞對面那幾家人的好奇展開的，都想探究那一張張木訥的面孔后面 隱藏著的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三）
    大穴廠的附近有一條靜靜淌著的溪流，如今已經干涸了，橫跨在上面的一道木橋已被改成了石橋，但可笑的是大穴廠所在的生產隊的官號依然叫做木橋生產隊。那條小溪和代表著歷史不可扭轉，始終要奔流不息永遠向東的長江一起見證了解放初期的物換星移。佃農，貧農拿回了本該屬于他們的那份土地；大山坪的我那位遠房曾祖母當然也就從天上掉到了地下，垂頭喪氣，無可奈何地遷出了戴莊。其實羅家的祖祖輩輩都沒有脫離過勞動，但由于一到農忙就要雇傭一批專門為人打谷栽秧的長工，雇工剝削的罪名正好歪打正著，富農的帽子也不大不小非常合適地戴在了他們的頭上。多余的土地被分出去了，按照當時的土改政策為他們留下了一大家子人靠辛勤勞動還能維持生計的幾畝稻田和坡地。 
    如果說傳到我們耳中的羅家的那些故事是支離破碎、東鱗西爪的話，那位住在盤山公路旁供銷社的食雜經銷店里的唯一職工張大爺，是他把這些東西串起來變成了一條活鮮鮮的裹著排列井然有序的魚鱗，能折射出太陽光芒的鯉魚。
    張大爺青年時代起就在私人老板的食雜店當小工，公私合營后他的身份變成了供銷社職工，成了方圓幾里內農民眼中的明星和要人，因為是他把城里的生活必需品弄來分列到他那門面的柜臺和貨架上，什么食鹽、煤油呀（那個年代人都稱為洋油，是農民黑夜中的光明之源）；有男人喜歡砸吧砸吧抽的葉子煙和婆娘們灶臺上必不可少的豆油麩醋姜；幾個大壇子里面盛著農村紅白喜事離不得的高粱酒，因為含酒精的度數較高，當地人都稱之為燒酒。還有就是能哄著舌面的味覺器官分泌唾液的當地人用手工釀制的胡豆瓣，味道好極了，和著白米飯，不消煎炒任何蔬菜，都能狼吞虎咽一大碗。
    在農村里掙了半個多月的工分后，大腦里就有了這樣的潛意識：這里對于我們完全是一大鍋沒有放鹽的的蘿卜湯。血色的晚霞漸漸隱沒在厚重的夜幕中，農戶的窗戶里透出了點點昏黃的燈光，青蛙和秋蟬分別在自己棲息的地方發出穿透力很強但極不悅耳的叫聲，再加上幾聲兇狠狠的狗叫，天天晚上千篇一律，聽著讓人心煩。慢慢地我們開始想念電影院里劉三姐甜潤的歌聲；長江邊上那些光著腚子的纖夫呼出的號子和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于是那家沾著點城市氣味的代銷店就成了我們常去的地方。一吃了宵夜（晚飯），我們就搖晃著馬燈，也就是毛主席在八角樓用過的那種燈，它可以前照一，后照十，可以讓十一個人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里不至于掉進池塘和一腳踩進稻田里。我們這群城里來的小青年渴望著聽張大爺從城里帶回來的新鮮事，也喜歡聽他吹我們那家鄰居過去幾十年間所發生的故事，他額上的每根皺紋都是這個故事的一個章節。張大爺是進入榮國府的那位劉姥姥，對于大穴廠羅家的興衰榮辱會像數家珍一樣向你嘮叨個不停，不是因為他年紀大了，而是他用眼，用心親筆寫下了以羅家為代表的中國富農階層所走過的由勤勞、發家，剝削、逐漸演變為掛著富農分子的牌子接受改造的過程。

                    （四）
    張大爺的兩片嘴唇翕動著，一大串字符源源不斷流出來，拼成了中國百年現代史在川南綿延起伏的丘陵中留下的清晰的縮印本。
    民國初年是整個社會陣痛的變革時期，保皇的、革新的；留長辮和留西洋頭的；穿長衫馬褂的和西裝筆挺的都出沒于市井，沒有一個人大驚小怪。大穴廠的羅家就是在那個年代發展到鼎盛的，木橋那一帶沒有一家他姓地主，足不出戶的農民只知道羅家老太爺是一個吃齋捻佛珠的大善人，對當地的鄉親很好，每年農忙季節羅家基本上把方圓幾里的壯勞力都雇來幫忙，除了給工錢以外，還管一葷兩素一湯的兩頓飯，中間歇稍（休息）時，還送上點饅頭包子黃粑之類補充。羅家的祖上為兒孫后代們訂了一條規矩，那就是除老弱以外都必須統統到田里去和雇工們一起勞動。于是在起伏的麥浪間，垂著頭的稻穗前，人們看到的都是古銅色的手臂，發達壯實的胸脯和有規律地舞動著的鐮刀，羅家的公子小姐們也全部融進了靠工錢回去養家糊口的這幫雇工隊伍中。
    羅家有一道讓人啼笑皆非的風景線，一到栽秧打谷，收播小春的農忙季節，全家老幼齊動員，或忙于田疇，或出沒廚房，沒有一個閑著的，連在城里念書的幾位公子都喊了回來，老太爺老太太也在堂上堂下吆喝著，催促著，羅家儼然成了中國式的家庭農場。可是到了歇冬的時候，老太爺在書房里“之乎者也”讀起古書來，偶爾還傳出幾聲訓斥兒孫要“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導，最笑人的是不管外邊革命的風刮得有多猛，一個冬天羅家的衣著都是順治爺用刀槍弓箭逼迫他的子民們穿的有濃郁滿族風格的服裝：男人衫，女人袍，我一直認為是一種漢滿合流，古今融合的中國近代服飾，特別是老太爺頭上戴的那種瓜皮帽常讓人捧腹。
    我們經常看到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每天出工時項上都要掛著一塊上面寫著“富農分子”的木牌，那塊牌子倒不大，不會影響老人的生活和干活。他每天扛著鋤頭，在人面前低著頭，在山上干活時他都要離人遠點，一直茍于言笑。把地富反壞右份子等專政對象掛個牌子，置于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以免他們亂說亂動，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政治氛圍中的一大發明。不管怎么說我每次看到他，心里都有點說不出來的滋味。一到冬天農閑時，公社都要把五類分子全部集中起來到山下捶碎石，養護那條先天非常不足的盤山公路，這叫強制勞動改造，還有基干民兵押送和看管。我們的高中老師在課堂上從來就吝于提到人道主義四個字，我還沒有那種水平把眼前的這種現象提升到如此的理論高度，但我總覺得一群風燭殘年的人還會掀起什么波浪嗎？我和伙伴們對這位就住在知青點對面，每天都要和我們面面相覷的老人滋生了幾分同情。
    張大爺說他是羅家老太爺的第四位公子，也是書讀得最少的一位。辛亥革命那股風不只是簡單的剪個辮子，換換衣服的問題，而是對很多固有觀念的大撞擊，羅家前面三個公子都在城里的新式學校念書，不會再回到大穴廠躬耕于田隴阡陌之間，他們已經有了更大的志向和抱負。民間都流傳這種說法：“皇帝愛長子，百姓愛幺兒”，老太爺把最鐘愛的小兒子留在了身邊，送他到附近的私塾去念“四書五經”、讀“資治通鑒”，想讓他繼承羅家兩三百年好不容易才掙來的這份祖業。老四敏學，聰明、謙和、孝順，不負眾望，把一份家業料理得井井有條，對下人又好，雇工和傭人們都親切地叫他“羅四哥”。
    羅四哥在解放前夕當權了，成了大穴廠一呼百諾的主人。但好景不長，他親眼見到解放軍推動著歷史的車輪順著從納溪走藍田壩的那條石板路涌到了長江邊。張大爺說他還記得羅四哥逢人就說：改朝換代了！改朝換代了！
    是的，改朝換代了，羅四哥和他的家族按著中國大地以后發生的一切風風雨雨的節奏，徹底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第二年我被調到沙灣農中去當教師，再也聽不到張大爺講述羅四哥以后的故事，只知道他沒有活到全國摘除地富反壞右帽子那天，我有時在想不知他是以什么樣的心情離開的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