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這個詞兒，產生的年代其實并不久遠。筆者不善于考證，但是也還隱隱約約知道，在世界上，歐洲有個黑暗的“中世紀”，那時是沒有人權的，在“政教合一”的教皇和封建領主的殘酷壓迫下，只有在領主土地上辛勤勞作的農奴；如果再上溯到遠古，奴隸主的手下，只有被嚴格控制的“會說話的工具”奴隸。所謂“人人平等”的原始社會是不存在的，那些“母系氏族”是現代人對從猿進化而來的“人”以美妙的遐想，是現代人因為女人溫柔（不知道遠古女人是不是能夠溫柔）而強加的杜撰。我們只要看一看那些想要進化但還僅僅進化到人的樓下的人類近親金絲猴、黑猩猩、獼猴大猩猩之類，它們還沒有進化到“母系氏族”，應該還更“平等”——其實不然，群內的等級之森嚴，內斗之激烈，不比現代人差，如果不是群內之頭，除了最廣泛的生存權之外，沒有戀愛權，就連交配權也沒有，就略知一二——一直到了近代有了資本主義的興起，有了“文藝復興”，才有幾個膽大妄為者開始狂吠“自由平等博愛”，他們經過努力奮斗，取得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獲取了政權，實現了他們的“自由平等博愛”。但是，他們是很“紳士”的，因為“紳士”而絕不會讓“自由平等博愛”奢侈到貧民窟里去。
中國的情況也差不多，上古時期留下了很多神話傳說，什么“女媧摶土造人”、“大羿射日”等等，說明當時那些神之偉大，連我們這些良莠不齊的“小民”都是他們造出來的，而且是他們救人于水火，我們除了有頂禮膜拜的份之外還敢對女媧大羿之類有望其項背的非分之想嗎？據確實可考的歷史看，我們很早就有了“周召共和”，但是不能誤會，不要以為那是自由平等的現代意義上的共和，那只是周公和召公合伙，想著如何鞏固政權，壓迫勞苦大眾，準確的說，叫做“周召商榷”或者“周召合伙”還恰有床第之美。到后來，我們的至圣先師孔老二又諄諄教導我們，要“克己復禮”，“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要講道德和王法，說是要頂禮膜拜周公、頂禮膜拜“天地君親師”，因為帝王“貴為天子”，因為“君權神授”，于是大伙兒把愛國等同于忠君，把人培養成了活脫脫的一副奴才相。就連流芳千古的名人范仲淹也以“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為榮，自己都被貶放逐到了千里之外，還念念不忘當個好奴才而且美之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封建社會為了“萬代一統”就制定買鴨蛋的箍箍，謂之曰“王法”，在王法的照耀下，蟻民們只能唯馬首是瞻，不能越雷池一步。這王法深入骨髓，甚至連女人也不放過，規定她們要遵守倫理綱常，認真復習專門為她們編撰驚世絕倫的教材《女兒經》，當好婦道人家，讓自己忠貞不二令人效法，即使偶爾能夠有點二有業余秦晉之好也只能強作貞潔掩人耳目，不能顯山露水到讓人目不暇接。為了以資鼓勵，死后還可以立上牌坊，以杜絕婊子之嫌。
但是即使在強權政治的古代，也還是有些人有悖傳統，不會逆來順受的，老子在《道德經》里就頗有蠱惑意義的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甚至要搞“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無政府主義，開始了爭取人權的第一次呼號。孟子更是說得直白：“民為貴，君為輕”，敢于打上門來，藐視王權。為了爭取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權利，有了大澤鄉的“揭竿而起”，有了李自成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張角喊出了“吏不必可畏，小民從來不可欺”，李密竇建德譴責張狂遠勝桀紂隋煬帝“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罄南山之竹，罄竹難書”，洪秀全用長矛撐起了盼望“人人平等”的太平天國，為了大家有飯吃、有衣穿，他還頒發了《天朝田畝制度》，建立所有子民都過上“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中國版“烏托邦”，達到人人平等的境界；就連許仲琳也借《封神榜》為被壓在最底層的婦女界張目，讓她們使出“混元金斗”（女人有坐著清理下水道的習慣而設計的馬桶夜壺之類的用具）擺出“九曲黃河陣”，打得兵強馬壯的姜子牙屁滾尿流到慘不忍睹，展示了巾幗不甘落寞的一代雌風，就連被貶為淫婦之首的潘金蓮也知道要掙脫武大郎的羈絆，要爭取投奔西門慶等類“白馬王子”的機會。但是，小民終歸是小民，是草寇，他們的掙扎沒有換來最基本的人權。
還是孫中山有點魄力，他首次振臂一呼“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提出了“民族、民生、民權”的三民主義，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明確了民權這一概念，推翻了帝制，創立了“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為了“挪動四兩撥千斤”，打倒帝國主義，以為蘇俄是只知道解放中國人民的白癡型國際主義，他又玩兒愛上白極熊的夢，轉而有了“聯俄聯共互助農工”田園詩話般的新三民主義。但是，好景不長，白極熊占領了外蒙古，并且在雅爾塔會議上以出兵中國東北為由施壓要“維持外蒙古現狀”（被蔣介石政府別出心裁疊加成讓在前蘇聯刺刀威逼下的蒙古人民舉行“公民投票”，造成獨立的民意基礎，一九四五年一月五日，蔣介石政府無奈之下只好通知外蒙庫倫政府，確認外蒙獨立），而且在東三省依然特權在握，“前門驅狼后門進虎”，人民還是喘不過氣，仍然沒有任何民主權利，仍然生活在社會最底層。
歷史演變到了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讓人有了新的覺醒。我們的先輩們終于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恐怖了一遍外交部，暴力了一遍張宗祥、陸宗輿，提出了“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為了喚起民眾，進行了不懈的抗爭。那些個《狂人日記》、《阿Q正傳》至今言猶在耳。可是，那年頭戰亂頻仍，連逃荒要飯都來不及，哪里還有小民說話的機會呢？
毛主席為了人民能夠當家作主，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戰爭，為了尊重人權，他制定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后來發展成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中特別為尊重婦女而制定了“洗澡避女人”（后改為“不調戲婦女”）。
終于到了一九四九年年，我們的人民當家作主了，人權問題就自然解決了，大家打倒了土豪，分得了土地，那個高興勁就別說了，一致感謝黨，感謝毛主席。為了讓祖國更加發展，找出缺點和錯誤，黨中央就開始整風，要大家對黨提出寶貴意見，這一下就炸開了鍋，大家紛紛為黨提意見，特別是那些知識分子如胡風、馮雪峰、丁玲之流，以為自己是老革命，血氣方剛，可以亂說，睜著眼睛往陷阱里跳。沒有想到，滿腔熱血為了幫助黨，卻把馬屁拍到了馬腿子上，一下子掉到冰窟窿里，榮獲右派稱號，暴露了他們反革命的本質。對他們來說，“人權”就不必說了，因為“民主是給予人民的”，對敵人只能專政，曰“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于是天天的批斗、用刑成了司空見慣，人民這才知道，可以私設公堂。這一下，有的人就因為“畏罪自殺”見了閻王；有的人榮獲“右派”、“反革命”“三反分子”等等桂冠，大會小會進行批斗；有的人在監獄里接受改造。熬了幾十年，到了八十年代初，我們黨敢于糾正錯誤，將他們平反昭雪，這些人從牢獄里出來的時候，發覺自己已經青春不再，恍若隔世了。他們因為幾句話，就荒廢了為黨為人民工作的最佳時機。
這人權似乎還是分了級別的，四清那陣子，劉少奇說當前的主要矛盾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是黨內外矛盾的交叉，于是就行使他的人權，搞“村村點火、戶戶冒煙、洗手洗澡、下樓過關”，把每個“公社社員”都清理一遍，哪個偷了集體土地上的幾片黃腳葉，哪個抱了集體的一把稻草蓋自己家的茅房豬圈，都要老實坦白，大家互相檢舉揭發，大會小會批判斗爭，造成轟轟烈烈的人人自危。毛主席發現了，就說，這叫“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為毛主席的地位比劉少奇高，所以他的人權就帶勁些。于是就輪到公社社員來揭發批斗大隊和生產隊干部這些走資派“多吃多脹”了。
毛主席要打倒劉少奇等“中國最大的走資派”，就把人權（那時候叫做民主權利）給了群眾，特別是紅衛兵小將這些“造反派”，這可是“史無前例”，因為群眾有了話語權，可以把“中國的赫魯曉夫”揪出來，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于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四大民主就應運而生，終于有林彪“四人幫”狠狠地一巴掌——給劉少奇戴上“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永遠開除出黨——讓他倒臺了。但是那些造反派的壞頭頭們有些忘乎所以，以為劉少奇是他們經過“口誅筆伐”打倒的，以為自己打倒劉少奇、保衛毛主席有功，該輪到自己掌權了，居然要奪權，成立了掌握黨政財文大權的“革命委員會”，說是中國的“巴黎公社”，頭腦都發熱了。他們互相爭斗，都說自己是造反派，要奪權。他們沒有想想，奴才怎么會成為主子呢？毛主席洞察一切，發現風水輪流轉，“現在是紅衛兵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于是，原來的紅衛兵小將如蒯大富譚愛晶之類，一匹一匹的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剩下的那些無頭蒼蠅一樣的嘍啰們就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林彪惡毒攻擊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他老人家把“走資派”又一一解放出來掌權，成了革命干部，那些造反派就變成壞頭頭，當然給予了嚴厲打擊，這就是后來稱之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有人胡亂的用對聯進行了總結：橫批是“文化大革命”，上聯是“群眾斗，斗群眾，群眾斗群眾”，下聯是“當權派，派當權，當權派當權”。
所以北京有了“西單民主墻”，極力否定“文化大革命”，要鄧小平出來工作。那時候人們都是已昏，認為西單民主墻好對哦。鄧小平重新工作后，就為了安定團結，立即雷厲風行著手取消了“四大”，取締了這個好逸惡勞的“西單民主墻”，以免擾亂了正常的社會秩序。偉人終究是偉人，為了中日友誼的大局，對于日占釣魚島問題，偉人說，這個問題我們和日本有爭議，我們把它放一下。我們這一代智慧不夠，留給下一代去解決，而且盼望著“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還有南海問題、藏南問題……都是“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因為這是偉人高瞻遠矚的“韜光養晦”，這是我們之類草莽蟻民不敢想象的。不過，單相思也實在很美麗。
但是，沒有了四大，有些當官的因為有機可乘，就有些肆無忌憚了，他們借助手中的權利，大搞貪污腐化，很多好端端的工廠企業被他們吃空，工人們很多年紀輕輕就下了崗。然后改制，腦滿腸肥的廠長書記們，每月幾十元工資，不知道為什么突然有那么多錢，就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改制之機，成了新中國的企業家成就了這宗“蛇吞象”的傳說也就是“無本萬利”的買賣。不知道在什么時候，看到馬克思說：“資本家為了賺取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寧愿上斷頭臺”。沒有想到那些廠長、書記當了無本家賺了百分之無窮大的利潤（我們姑且叫做“無本家”不叫經理或者老總）卻沒有上斷頭臺之虞。于是那些學生首當其沖上街游行、靜坐，說是反官倒、反腐化、要人權，要新聞的真實性，傻乎乎坐在那里死皮賴臉的不走，成了八九年的暴亂。我們的領導發話了，人權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我們講的是人民民主。沒有想到，過了幾天，還是這位領導說，我們黨歷來非常重視人權，我們給了人民最廣泛的人權，就是生存權和發展權，有些人講新聞的真實性是誤導，新聞首要講求導向。就像牛一樣，讓新聞的“導向”牽著鼻子走。這確實讓人豁然開朗。以生存權為例，實在最廣泛到再也不能更廣泛了，不但是人，只要是生物，都美美的享受著這個權利。寫到這里，讓人想到了葉挺將軍那首詩：“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啊給爾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的知道，人的軀體哪能從狗的洞子里爬出……”還有，那些先烈們“寧愿站著死，不愿跪著生”。看來，在“最廣泛”面前，這葉挺將軍和說這種話的先烈們是不是也太不識時務了？中國是盛產阿Q的國度，“識時務者為俊杰”，應該阿Q那樣“俊杰”一把，寄人矮檐下，不得不低頭才是硬道理。
現在又有人提出要人權、到處上訪了，其實大可不必，因為現在是和諧社會，你有不舒服，不滿意，可以向自己的直接領導反映，他要整你，只要你向他提“合理化”建議和“建設性”意見，就能夠求得領導諒解，“忍得一時之氣，省得百日之憂”，這就叫做顧全大局，還是阿Q浪漫得美妙：“那整人的是我的兒子的兒子的兒子……我手執鋼鞭把你打”不就得了嗎？到處去反映，就不利于和諧，像徐林東之類上訪不小心撲到了瘋人院的懷抱還不知道是怎么進去的。經常聽說，作為一般的中國普通百姓，文化水平差，素質不高，不懂政治，應該要好好接受領導的教育，要和領導保持一致。只要認真看一看，不管有什么成績，都是領導非常關懷、非常重視的結果，領導出現都在百忙之中，都是親自指導工作，都非常辛苦，你還當什么心呢？領導的政績俯拾即是，當當領導的粉絲，一致的鼓鼓掌就行了，不然，哪次會議不是聽到重要指示聽到“一致”長時間熱烈鼓掌？我們的代表們的唯一工作，就是一致當好“股長”（鼓掌），就是面對媒體，激動的說臺上領導真英明，講出了我們的心里話，給我們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所以，終于聽到一個好消息，人民的認識提高了，上訪人數連續五年下降，簡直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氣象。
我們不能犯對“人權”理解的錯誤，人人享有平等和人權永遠是天方夜譚。應該認識到，不能人人平等、人人享有人權。因為如果給予強盜的人權，讓強盜可以自由的偷盜搶劫、殺人越貨，大伙兒就會提心吊膽；如果小民有了知情權和監督權，小民舒服了，可是有些領導就暴露得敞胸露乳，他就不好意思舒服，所以，頗具特色的最美麗的遮羞布“自查自糾”，“完善自我監督機制”應運而生。又所以，有人振振有詞的對記者說：“你是替黨說話，還是替群眾說話？”或者有人對你說“為人民服務不只是為你一個人服務”這些都是千真萬確的真理。因為“宗旨”已經是老掉牙的話題了。換位思考吧，人民的公仆已經換位了，因為在轎子上坐著的，已經不是“公仆”更不是你一個人私有的仆人了；還因為轎子里的那么可愛的一枚春光滿面不時伸出頭來，頻頻向飽經風霜的良銹人等招手曰：“不要叫領導，叫公仆”。
“人權”這個詞好困惑，就像看到外套就會想到里面可能有胸罩、胸罩里面有省略號一樣，讓人琢磨不透。有些人在掙扎的時候要人權，但是一旦“一闊臉就變，所砍頭漸多”；有些人說中國人文化落后素質差，不適合人權，有些人說正是由于中國人素質差，就要多多培養維權意識、給他們兜售些比如讓你投票、然后一包包包走的人權；有些人要人權，有些人說已經施舍了人權。看來，人權就有點像尿不濕，尿失禁的時候“第一時間趕赴現場”墊上，不需要了，就扔進衛生間。哎，人權這婊子還是有說不完的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