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條命是揀的。所以，為了我這內心的夢想，我不惜拋擲所有的激情和才華。
大約1歲多的時候，我出天花，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臉都上了土色，隔壁的嬸娘們都以為我沒救了，都勸我父母找個地方，把我埋了。可我父親不甘心。我父親捉來一只大紅公雞，揚起菜刀劈成兩瓣，將血淋淋熱騰騰的雞胸脯蓋在我已然冰涼的心口上，然后就連雞帶人抱著我，一路飛跑，去公路上攔了一輛貨車，把我送到了縣醫(yī)院。結果我死里逃生，活了過來，并且長得虎頭虎腦的，比周圍的小朋友們都還墩篤壯實！或許就是這次與死神的照面，免除了我后來的許多病痛，直到現在，我除了傷風感冒吃點小藥外，幾乎就沒有進過醫(yī)院，更沒有住過醫(yī)院。但我父親卻因此“短了陽壽”。我10歲那年的夏天，父親到田野里給秧田灌水，被拖到地上的電線纏住脖子，不幸觸電身亡。
據我母親說，我生下來才幾個月，就有一個瞎子站在田坎邊上給我算過命，說我八字太硬，“命里克父”。
被我“克掉”的，還有4個弟弟：二弟在4歲的時候，莫名其妙掉入井里淹死；三弟四弟是我父親的雙胞胎遺腹子，可生下來沒幾天就死了；五弟是我母親與繼父生的，結果也在5歲的時候，掉到沼氣池里丟了性命。
我的生命還在起航之初，就充滿了“罪孽”。
我的名字也是揀的。7歲那年，我跟著隔壁的姐姐去大隊的小學堂報名讀書。老師問我啥名字，我說不出。因為我當時有兩個名字，一個是父親根據家族的排行起的，叫“黎久明”，一個是我干媽（三姨）起的，叫“王明泰”。周圍的大人小孩都叫我“明泰娃兒”。隔壁的姐姐見我愣愣的連自己的名字都說不出，就替我說，說我叫“明泰娃兒”。老師說這叫啥名字呀？就問我姓啥。我說姓黎。老師說這不就對了，便在報名冊上揮筆寫下了“黎明泰”三字。從此，我就有了這個并不是我名字的名字。直到現在，我身份證上都是這個名字，只是在發(fā)表作品時，覺得“黎明泰”三字無意義，便改作了“黎民泰”。
沒想到這個揀來的名字竟暗合了我的個人經歷和許多氣質：很草根，很鄉(xiāng)土，很沉重，很憂患，也很異想天開。我打小學習成績就好，就很喜歡看文學之類的書籍。記得讀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有一次我在下面看“娃娃書”（連環(huán)畫），被老師罰到教室外面去站著聽課，可我卻從褲兜里掏出小說《雞毛信》看了起來，主人公海娃機智勇敢給八路軍送信的故事，讓我如癡如醉，連下課了都不知道，還站在窗戶下津津有味地看著。后來去鎮(zhèn)上讀初中，我又轉灣轉水跑到一個過去教過私塾的老先生那里去借書。老先生帶著我看了他私藏的書，《春秋》、《左傳》、《史記》，啥古書都有，可他就是不借給我，說我年紀還小，讀不懂這些書。臨走的時候，他只借了一本殘破的《楊家將》故事讀本給我。可就是這本破書，我也如獲至寶，回家后，就點著煤油燈，一口氣將它看完了。后來放農忙假，小伙伴們全都躬在地里汗流浹背地割麥子，我卻坐在田坎上，輕輕松松地給他們講故事。歇晌的時候，我還給大人們講，繪聲繪色的，講得他們全都迷迷登登的，豎著耳朵聽。揀麥子的時候，這些聽了我故事的大人，就故意留下一叢叢的麥子，讓我去揀。所以，我揀的麥子總是比別的小伙伴多。再后來，我去縣城文廟山下的表叔家里走親戚，我發(fā)現表叔的床底下有一箱子發(fā)黃的各種書籍，我驚喜不已，連表叔送給我的吃食都不要了，竟裝了滿滿一大包書，背回了家去。記得里面有蘇聯女作家格琳娜·尼古拉耶娃的《收獲》,還有岡察洛夫的《懸崖》。特別是岡察洛夫的《懸崖》，我讀了后印象頗深，以至于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那個與逃犯偷偷相愛的女主人公，她的名字叫薇拉。
那時候，我熱愛讀書在附近的鄉(xiāng)村是出了名的。我?guī)缀蹼S時隨地都在看書,在學校里看,在家里看,就是背著背篼去田野里割豬草時，我也要悄悄帶上一本，坐在田坎上翻它幾頁，過過 “書癮”。但我讀書時間最長的，還是在上茅廁的時候，常常一蹲就是大半個小時，甚至一個小時，站起來后腿腳發(fā)麻發(fā)疼，扶著籬笆走不動路。可與此同時，我的調皮搗蛋也在附近出了名。還在讀小學的時候，我就敢把家里用來打床的上好的楠木板材偷出去，到一個木匠家里，斧劈刨鑿，制作打打殺殺的“寶劍”。吃了夜飯后，別的孩子都乖乖地洗腳上床睡了，我卻要偷偷溜出去，跟隔壁的單身漢葉伯，點著煤油燈，躬伏在地上學下象棋，或者溜到五保戶韓老爺家去，就著竹疙篼火，聽他談天說地，講評書，唱川戲，什么“楊宗保招親”、“薛仁貴征西”，我聽得心醉神迷，完全忘了時間。半夜后我摸黑回去，母親便不給我開門。我鬧得急了，母親就跑出來，嘩啦一聲拉開門，劈頭蓋腦給我?guī)装驼疲R我犯“夜馬星”！
父親死了后，本來就是急性子的母親變得非常暴躁，動不動就打我，幾乎是三天一頓小打，五天一頓大打。那時候，只要有個中年婦女提著一根樹條子，在田野里追打一個半大的孩子，那肯定就是我和母親。
這種少不省事的調皮搗蛋最終釀成了讓我不堪回首的苦果。1976年，我初中畢業(yè)。在畢業(yè)前兩個月，學校組織排球比賽，給我（當時是班長）和班上的體育委員一人發(fā)了個哨子，讓我們當裁判。那時，全國都在鬧地震，四川鬧得尤其兇，可謂人心惶惶，不可終日。校長早就在課間操的時候給學生作過交代：只要聽見哨子響，就是地震來了，無論什么情況，大家都要趕緊跑出教室，到后操場集中！恰逢這天比賽途中下起了瓢潑大雨，所有的學生都跑回教室躲雨?？晌覅s望著窗外的滂沱大雨，與那個體育委員突發(fā)奇想：要是我們吹響哨子，其他班的同學們會有怎么樣的反應呢？我們不覺被這個膽大妄為的新奇想法迷住了，幾乎沒作多想，就合住一氣，驚咋咋地齊聲吹響了哨子。結果哨子一響，其他班的同學全都噴涌而出，冒著大雨，崩山似的往后操場跑。我們班的同學則躲在教室里按兵不動，拍著巴掌大笑。
冒雨跑出去“躲地震”的不僅有學生，還有許多老師。其中一個正在生病的女老師，把肝炎都淋發(fā)了，當時就送進了醫(yī)院。
結果可想而知。我和體育委員當時就被揪了出來，并在次日課間操的時候，站到土臺子上去，當著全校一千多名師生作檢討。檢討接連進行了一個星期。體育委員的檢討寫得很短，三五百字，不僅文理不通，還念得結結巴巴的。我卻賣弄起了自己的寫作才能，篇篇檢討都寫得不一樣，篇篇檢討都洋洋灑灑的兩三千字，還用上了許多華而不實的重重疊疊的形容詞，聽得下面的同學全都目瞪口呆，老師們又氣又恨，哭笑不得。
什么是少年頑劣？少年昏聵？這就是少年頑劣，少年昏聵！至今我想起這件事，心中都還愧悔不已。但正是這件事和由這件事所引發(fā)的苦果，深深地觸動了我，也觸痛了我，讓我從此以后變成了一個時時刻刻都自強不息的人。
1976年7月中旬，我初中畢業(yè)。8月初的時候，我與許多同學一樣，高高興興地到學校去領畢業(yè)證和高中入學通知書。那時候，我非常想讀高中，也十分自信能上高中。我不僅學習成績好，還是班長，團支部書記，學校團總支的宣傳委員，我不上高中，還有誰能上高中？所以，在等待領取入學通知書的那些日子里，我多次做夢，多次夢見自己上了高中，坐在高中的教室里又說又笑?？山Y果與我的預想完全相反。我到了學校后被告之，我沒有被推薦上，原因是我父親有歷史問題，政審不過關。我當時就呆了，我木戳戳地站在曾教過我們政治的教導主任的辦公室里，任憑她怎么解釋，怎么安慰，我一句話也聽不進去。我父親在解放前夕被騙到國民黨部隊當過幾天兵，可很快就解放了，我父親隨部隊起義投誠，參加了解放軍，哪會有什么歷史問題？我知道，是學校的老師還在記恨我吹哨子的事，他們不愿放過我，他們要讓我“自食其果”！
我飽含著憋屈的淚水離開了學校。在回家的路上，我一路都在流淚?；氐郊依锖?，我還躺在床上，淚流不止。淚水浸濕了枕頭，也浸濕了我的心。在那長長的流不盡的咸澀的淚水中，我咬牙切齒地萌生了一個念頭，也算是一種刻意的報復吧：你們不讓我上高中，那我就自學成材給你們看看，你們拋棄和扼殺的是個什么樣的學生！
從此，我就在家里一邊參加農業(yè)生產勞動，一邊堅持自學。我從表叔給我的書堆里翻出兩本1956年出版的語法書來，比對著學，還將兩本書揉在一起做筆記，十六開的會議記錄本，我就足足記了三大本。后來在一個同學家里發(fā)現了一本1946年出版的吳煙橋的《作詩門徑》，我喜歡得不得了，要借來看，可同學說他也是借的，如果我要看的話，他最多只能借給我十天，到時必須還他。我二話沒說，拿起書就走。為了能長期學習、揣摩《作詩門徑》，我回到家里后，就開始在筆記本上連更曉夜地抄書，五六萬字，我只花了三天時間就將它抄完了，提前把書還給了那位同學。
在自學語法的同時，我還開始練習寫文章。究竟寫了些什么，我現在都忘了，我只記得每寫完一篇文章，我都要工工整整地謄寫到另一個本子上，甚至還將本子切成書一樣大小，在封面上描畫出一個大大的“書名”：少年的夢想。
我寫書的念頭，就是在這時候萌生的。那年月，一個被“罰”回農村參加體力勞動的小青年，幾乎是看不到任何出路的。于是一支筆和一頁紙，便成了我唯一的希望和唯一的安慰。現在想來，一個初中畢業(yè)生竟想寫書，竟想靠寫書來一鳴驚人，改變自己的人生，無疑是很幼稚很可笑的，但當時我完全沒了辦法，我只有這條路可走。不然，我就得像我父母一樣，當一輩子農民，在泥里水里滾一輩子，最后銜著一根葉子煙竿兒，老死在自家門前。而這個結果，是我絕對不能接受的。于是，我只能沿著那黑暗天空中漏下的唯一一縷天光，拼命地掙扎，拼命地奮斗。
可我自學的過程非常不順。首先是條件艱苦。白天，我得跟著大人們去栽秧打谷，改土造田，直累得筋疲力盡，腰酸腿痛。只有到了晚上，才有一點屬于自己的時間?？赡菚r候，我們村里照明用的是小水電，經常電力不足，燈絲紅紅的，看不清書上的字。我想點上煤油燈，可母親不讓，說費油。我沒的辦法，只得將椅子搬到桌子上去，湊到鬼火一樣的電燈泡子前，瞪大眼睛去看。我的視力就是在這時候急遽下降的。其次，我母親堅決反對我自學。母親認為，我既然都失學回家了，就應該全力參加產生隊里的勞動，多掙工分，多為家里分憂。有一次，母親為了斷絕我看書的念頭，竟將我那些書籍藏了起來，說是丟進灶孔里燒掉了。我聞知后，心痛不已，也憤怒不已，不僅與母親大吵大鬧，還躺在床上裝病，幾頓不吃飯，故意瘋瘋癲癲地說胡話，念叨那些書籍。母親害怕我真的落下病根，萬般無奈之下，只得就將那些書籍還給了我。母親站在我床邊上，流著淚說，你成天只曉得看書，看書，書能吃飽肚皮？
后來，母親為了分散我讀書的精力，托隔壁的三伯給我找了個師傅，學做泥瓦匠。可我到了建筑工地，一見水泥瓦上貼了許多報紙，報紙上有許多很好的文章，我又忘了自己是來做什么的，竟將水泥瓦上的報紙小心翼翼地揭下來，藏到枕頭下，一有空就拿出來看。結果招來了師傅的白眼。師傅說，你是來學泥水匠的，還是來讀書的？我紅著臉不知道說什么，可我依舊我行我素，一有空就翻出那些報紙來看。師傅的臉色變得非常難看。幾個月后，工程完了，師傅竟一個人騎著自行車走了，丟下我背著鋪蓋卷，摸黑走了三十多里夜路，把腳都走痛了，才尷尬地回到了家里。
1977年冬天，全國恢復考試，我得到消息遲了，又沒作準備，便沒去報名。次年5月，師傅帶信來，要我進山去干活，我沒去。我與母親商量參加考試的事。母親照舊不同意，說你復習考試要耽擱兩個多月，這要耽誤掙多少工分呀？我跪著哀求母親，說我只要兩個月時間，如果考不上，我今后就安安心心地掙工分，如果考上了，我今后有了出息，我一定加倍報答你！母親無奈地嘆口氣，同意了。我便在屋旁的竹林里掃干凈一塊地方，搬來桌子板凳，翻出初中的所有課本，開始了我的考試復習。
7月初，我?guī)е环N孤注一擲的發(fā)狠心情，回到那所離別了兩年的中學，參加了考試。結果我從80多名往屆畢業(yè)生中脫穎而出，考取了川西地區(qū)的一所師范學校。拿到入學通知書時，已是9月中旬了。當時我正在田里渾身泥水地踩著打谷機，收著谷子。我一見那蓋著學校鮮紅印章的入學通知書，便將懷里抱著的谷蓬嘩啦一聲扔了出去，然后跳上田坎，頭也不回地走了。我激動得滿面淚水，我對著深秋的曠野不停地揮拳頭：日死**！我終于有了出頭之日，我終于可以不干這又臟又累的重活苦活了！
離家的頭一天，我特意到鎮(zhèn)上那所中學去看了看。我沒有進校門去，我只是站在街對面，很驕傲地昂著頭，冷冷地看著里面來來往往的老師和學生。那一刻，我心里有多么得意和快意，不言而喻。
在師范學校的兩年時間里，我一刻也沒有忘記我熱愛的文學，并且有意識地加強了寫作方面的訓練。我除了要求自己每天記一篇日記外，還要求自己按照吳煙橋的《作詩門徑》，每天學寫一首格律詩。星期天，別的同學都回家去了，我卻不自己關在教室里，練習寫散文。放寒暑假時，我也很少到外面去走動，像當初復習考試一樣，在竹林里掃干凈一塊地方，安安心心的看書寫文章。那時，我心中就有了一個明確而又堅定的信念：我今后要當一個作家。那時，我信奉的提高寫作能力的信條是：多讀多練。
1980年夏天，我?guī)煼懂厴I(yè)回到家鄉(xiāng)，分配到一個半山半壩的鄉(xiāng)村小學教書，直到2004年秋天，我才離開教育。
捫心自問，我不是一個合格的教師。我很不喜歡教師這個職業(yè)，我站在鄉(xiāng)村小學破舊的教室里，總是向往和渴望著外面的世界。我當初之所以在3個志愿中全都填報的是師范學校，我就存了一個念想：師范與高中學的課程基本相同，學出來后便于靠大學。于是在我教書的前3年里，我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用在了高考復習上。下午一放學，我就拿上政治或歷史課本，走到鄉(xiāng)村的土路上去，一頁一頁地記背。天黑了，我就蹲在寢室里，用粉筆在地上畫著世界地圖和中國地圖，描畫著五大洲四大洋，默記著世界各地的山形地貌和江河布局。后來我換了個村小，需要跑通學，需要天一亮就騎著自行車，從家里往30多里外的學校趕，我便把政治或歷史、地理之類的課本夾在自行車龍頭上，一邊騎車，一邊背記。
1983年夏天，我報名參加高考，雖然過了初試關，但卻在復試中名落孫山，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沒有學過英語，英語拖了我的后退。其實我早就知道自己考不上，但之所以還要辛辛苦苦花費那么多時間和精力去復習考試，就是為了踐我當初的那個“約”，了卻心愿，免得今后后悔一生。
高考失敗后，有同事建議我去報考教師進修?；蛘呓逃龑W院之類的成人學校，我拒絕了。我很意氣地想：我要讀就讀正規(guī)的大學，既然正規(guī)大學沒有考上，我還讀那些成人學校干什么！于是便埋下頭來，一門心思地練習寫小說。
但我的心依然無法安定，我依然強烈地渴望著外面的世界。我感到自己的內心里總有一匹野馬，在躁動，在嘶鳴。1984年暑假，我竟將母親為我買的自行車賣了，跟著一個搞攝影的小學同學，去外面闖蕩。結果游串到西昌，錢就用完了，我不得不又將手表賣了，狼狽而歸。1985年，我結婚。1986年7月，我的第一個中篇小說《初試鋒芒》發(fā)表，兩個月后，我妻子分娩，因貧血出現了危急狀況，結果剛到手的290元稿費，全都化作了濃稠的血液，輸進了妻子的體內。1989年6月，我的第二個中篇小說《橫財橫禍》發(fā)表。1990年，我又異想天開，從銀行里貸了1000元，開了個小食店，企圖想靠賣稀飯包子，做生意發(fā)財。結果只開了幾個月，那起早貪黑的繁累活什就讓我和妻子不停地吵嘴，我火冒三丈，搬起一塊石頭將鍋砸了，然后把所有家具折價處理給別人，帶著妻兒去樂山看大佛，去沙灣看郭沫若的故居。1992年底，我應一個書商之邀，寫了一部武俠小說，掙了4000元稿費，妻子本以為我會“安居樂業(yè)”了，哪想一個我無法抵御的誘惑又不期而至：這年春節(jié)，幾個在西藏闖蕩的“毛根朋友”，帶著一輛破舊的吉普車回家過年，猛地就激發(fā)起了我遠游西藏的強烈興趣。年后開學，我就跟校長面談，堅決要求出外“勤工儉學”。當時學校很器重我，讓我負責搞學生工作。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三五年之后，我完全有可能提教導主任或校長什么的。但是，一個小學教導主任或校長的職位，當時在我心目中，遠不及到西藏游歷和我心中的文學夢想更富有誘惑力。于是，在我的軟磨硬泡下，校長只得跟我簽了半年的“勤工儉學協議”：每個月的工資我一分錢不拿，外交50元給學校作為“勤工儉學費”。協議一簽，我就像掙脫樊籠的鳥兒，扇動著快樂的翅膀，飛了出去。
但遠游西藏的過程一直充滿了艱辛和危險，我至今想起還心有余悸。我們是在正月十五午夜之后出發(fā)的，可剛到川西北的理縣，就爆了胎，后來在翻鷓鴣山時，又在山丫口上燒了電路。我是第一次到海拔3000多米以上的地方，高原反應非常強烈，坐在車里，耳鳴，胸悶，頭痛得都快裂了。最驚心動魄還是在青海的格爾木西郊，吉普車的簧板鋼竟然被我們坐斷了，好不容易才找了一家修理鋪將車修好，然后在暮色蒼茫中匆匆上了昆侖山。后來我想，幸好是在格爾木斷了簧板鋼，要是在風雪迷茫滴水成冰的昆侖山上出了事，我們還不困死在山上，凍死在山上呀！但當時，我一直被西部蒼涼壯美的自然風光激動著，完全忘記了危險。到沱沱河加油時，我還特意買了一瓶白酒，跑到橋上去，往冰凍的河面上澆灑，祭奠當年的長江漂流勇士堯茂書。我始終對為了自己內心的夢想拋灑青春熱血和生命的人充滿了敬意。
一個星期后，我終于跟著一位在拉薩混事的朋友到了布達拉宮腳下?？蓻]幾天，我們就陷入了困境：帶去的錢用完了。于是，我只得跟著這位朋友在拉薩街頭上當起了“混混”：一見認識的人就拉住人家強行借錢，一見熟識的飯館就坐進去估吃霸賒。即使這樣，我們還是飽一頓餓一頓的。有一天，我們早上起來，在街上轉了大半天，也沒有解決吃飯的問題。拉薩的陽光非常強烈，白花花的曬得人頭昏腦漲，再加上餓，我不覺雙眼發(fā)花，渾身冒虛汗。這時候，我才想起了一句老話；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情不自禁的，就想起了家，想起了家中的妻兒。后來，終于碰上了一個熟識的人，帶我們去一家餐館吃了飯，還喝了酒。我竟喝醉了。竟在醉后跑到大街上去，扯開喉嚨，滿面淚水地唱費翔的歌：故鄉(xiāng)的云，故鄉(xiāng)的風，為我抹去創(chuàng)傷……
大約二十多天后，在藏北那曲開汽車修理鋪的另一位朋友，到拉薩來找著我，把我接了過去。
在藏北在冰天雪地里呆了十多天后，因實在無聊，我便向朋友借了一點錢，先攔車到格爾木，再坐火車，回了四川。
妻子沒有想到我這么快就回來了，更沒想到我臉膛曬得黢黑，胡子拉雜的像個討口子一樣出現在她面前。妻子趕急燒了一大盆熱水，像照顧孩子似的給我洗澡搓背。妻子雖然沒有說一句責備我的話，但眼里始終游弋著一層淚光。我心里一顫，不覺默默地想：我今后再也不這樣瞎折騰了，我要老老實實地做人，老老實實地工作和生活！
由于跟學校簽了半年的“勤工儉學協議”，要到下半年的9月份，我才能去學校上課，于是我就利用這段時間，把自己關在家里，埋頭寫小說，寫我故鄉(xiāng)川西平原的麻地，寫麻地里種種男女偷情的故事，寫人的欲望和欲望背后的痛苦。這就是10年后我發(fā)表在《當代》上的中篇小說《妖綠》。我當時之所以沒有及時把它投出去，是因為它是一次成型的手寫稿，沒有備份，而寫完后，我又感覺不錯，心里很是珍愛，擔心投出去將它丟失了。
這樣平平靜靜地工作和生活了兩年，可1995年5月的時候，我的心又野了：兩個師范同學在外面做生意，做得很不錯的，我受他們影響，竟再次吵著鬧著跟學校簽了一份“勤工儉學協議”，跟著他們去下海經商。
這是我真正走進外面的世界，正如一首歌中唱的那樣: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在跟著同學開公司搞裝飾的幾年間，我接觸了社會上各種各樣的人，農民、工人、商人、政府官員，甚至還認識了一些傍大款的寄生階層的女人，她們沒有工作，沒有正常的收入，但卻憑借著自己的年輕美貌，過上神仙似的逍遙日子：有房子，有車子，牌也打得很大，動輒就是上萬元的輸贏！
在下海經商的幾年間，我很開了些眼界，但內心也很受挫。那時候,出去交接應酬,別人都有董事長、總經理的頭銜，惟獨我啥也沒有，朋友在介紹我時，總說“這是作家”。我不知道那些董事長、總經理在聽了“作家”這個詞后，心里會怎么想，總之我是很臉紅，很難受。因為我即使算是一名作家，也是不入流的，沒有絲毫值得驕傲的地方。再則，在商界，大家只認錢，只認經濟實力，其他的統統都是狗屁！所以朋友在介紹我是“作家”的時候，我總要神經過敏地聽出一種潛臺詞：窮酸，窮文人。這就讓我很是忿忿不平：其實這些所謂的董事長、總經理并沒有多少文化，智商也不一定比我高，他們憑什么就過上了腰纏萬貫、趾高氣揚的日子？
2000年9月，到川東的三峽庫區(qū)搞工程被人騙了后，我感到內心疲憊已極，也厭倦了在商場打拼的日子，便重又回到學校教書。10月底，我在幾位朋友的幫助下，應聘到都江堰報社當記者，直到2004年8月，我調到都江堰市委統戰(zhàn)部工作。
應該說，在都江堰報社的4年間，是我過得最舒心也最意氣風發(fā)的日子。我調動自己積累了多年的關于都江堰的地方歷史文化知識和我對川西平原鄉(xiāng)村各種風土人情的了解，寫了大量群眾喜聞樂見的紀實散文發(fā)表在報上，特別是對解放初期川西平原“二五叛亂”這一歷史事件，我進行了詳細采訪和深度挖掘，接連發(fā)表了10大版信史類文章，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反響，我也隨之成為都江堰的“名人”。那時候，我到鄉(xiāng)鎮(zhèn)上采訪，只要我報出自己的名字，辦公室的人就會很熱情地接待我，我?guī)е獾嘏笥讶ザ冀呋蚯喑巧骄皡^(qū)，我不需要出示任何證件，也不需要買票，我只要說我是“都江堰報社的某某某”，工作人員就會很禮貌地放行。有時為朋友辦事，給鄉(xiāng)鎮(zhèn)黨委書記或市級部門的負責人打個電話，也大多能辦成。
那時候，我已決定徹底放棄文學創(chuàng)作，專專心心地干記者這一行，直到退休。后來我之所以重又開始寫小說，得益于兩件事：一是2002年底，我將一直珍藏的《妖綠》投給《當代》，沒想到它竟經著名編輯周昌義之手，在2003年5月發(fā)表了，這件事給了我很大的鼓勵。二是我結識了一個人，這就是后來以《暗算》獲了茅盾文學獎的麥家。我和麥家本不認識，是麥家在《當代》上看了《妖綠》后，覺得很不錯，就打電話給我，我們在都江堰見了面，還一起去游了青城山。在游青城山的過程中，麥家不止一次對我說，你是個寫小說的料，希望你今后能潛下心來，多寫些小說。
于是，我的文學夢想和文學熱情，便在《妖綠》發(fā)表的激勵下和麥家的鼓舞下，死灰復燃。
我僅僅用了兩個月時間，就以川西平原解放初期的“二五叛亂”為題材，寫了一個中篇，并通過電子郵件，發(fā)給了《當代》編輯部的周昌義。周老師三四天后就給我打來電話，說這個題材很好，只是將它寫成中篇可惜了，鼓勵我將它寫成長篇。
我便埋頭寫長篇。當時我已調到市委統戰(zhàn)部工作，不像在報社那樣到處跑，到處忙了。我將所有工作之余的時間都用在了小說創(chuàng)作上。2005年4月，小說的初稿完成，周老師看了后很興奮，當即給我打來電話，說基礎很好，只是有些不足的地方還需修改，然后就一五一十地給我交流了修改意見，在電話里說了足足有50分鐘。后來，周老師又過郵局給我寄來了文字版的修改意見，叮囑我好好改，并說這部書改好了，是能一炮打響的。
我倍受鼓舞，便開始了緊鑼密鼓的修改工作?？晌覜]有長篇修改經驗，也沒有完全領悟周老師的意圖，只是想把書盡快地推出來，“一炮打響”。于是草草修改了一個多月后，我就將二稿發(fā)給了周老師。周老師看后很不滿意，但卻耐下心來，在電話里跟我交流溝通，從人物塑造到主題挖掘，事無巨細，說了足有一個小時，把電話都打燙了。
2005年11月，周老師去九寨溝，路過成都時，跟省作協的領導談起了我和我正在著手修改的長篇小說。省作協的領導很重視，于2006年4月中旬，安排我到龍泉驛的巴金文學院參加一個作家班的培訓學習，并讓我做了巴金文學院的簽約作家，加以指導、扶持。
到2007年4月，我已將小說前后改了5稿，但周老師依然不滿意，并要求我再改。這時，我才領會到了創(chuàng)作長篇小說的艱辛和艱難，可我心里已很疲憊，沒了再改的心思。恰在這時，長江文藝出版社的年輕責任編輯東杜輝到成都，與麥家談出文集的事，麥家便介紹我們認識，我也順便跟杜東輝講了小說的內容，并發(fā)了一個電子版本給他。沒想到杜東輝看了后，覺得不錯，當即向社里推薦，很快就跟我簽訂了出版合同。這就是后來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錦繡》。
但書出來時，已是2008年8月底了，都江堰已經歷了“5．12”汶川大地震的浩劫，一切都變了模樣，我家的房屋已嚴重毀損，不得不搬進了臨時安置點的簡易活動板房。歷時4年，5易其稿，小說終于出版了，我本該高興高興，可奇怪的是，我心里竟沒有多大的喜悅。究其原因，一是因為我在地震中看見了太多太多生命的瞬間消亡，深感人生無常，沒有多大的意思。二是我對小說本身也不滿意，如果硬要給它打分的話，我最多打60分，勉強及格而已。另外，痛失與《當代》與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合作，也讓我惋惜不已。
現在，我大多數時間都把自己關在簡易板房里，有一搭無一搭地寫著小說。我對很多東西都失去了興趣，寫作成了我唯一的安慰。我們這樣的人，可以沒有職位，沒有金錢，但絕對不能沒有精神生活。
我一生都莫名其妙地活在自己的內心夢想中。今后，不管成功與否，不管能走到哪步，我也只能活在自己的文學夢想中了。
面對著那么多在地震中消亡的年輕生命，我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