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我上山下鄉了。
記得,第一次參加生產隊的勞動是育紅苕種,育紅苕種的苗圃在莊房旁邊。生產隊的男社員從山腳下的紅苕窖里挑來一挑挑苕種,我跟著一群女社員挑選苕種。吳隊長帶著幾個老農,把選好的苕種排列在一箱一箱的苗圃里,撒一層薄薄的沃土補充“營養”,蓋上一層薄薄的稻草保溫。那些壞透了的苕種就倒在糞池里“漚肥”,只壞了一部分的苕種也舍不得扔掉,女社員用菜刀削去壞的部分。育完苕種,每家每戶按人頭的多少還能分到一些削過的苕種,這些削過的苕種在春荒的日子里多少可以幫助社員填充一下肚子。
第一次參加生產隊育苕種的勞動,其樂融融的勞動場面至今難忘。幾十個男男女女的社員或站或坐或蹲在莊房的石灰壩子里,曬著初春的太陽心里暖洋洋的,大家一邊干活一邊說笑,似乎忘掉了早春二月的寒冷和春荒的饑餓。
干農活時,有的婦女把背上餓得哭鬧的小娃兒放在懷里,背對人群撈起破爛的棉衣給小娃兒喂奶,大一點的娃兒也跟著父母來到莊房玩耍。大人們在干農活,娃兒們就在壩子里追打,這些分散居住在山上山下溝里溝外的娃兒們難得聚在一起玩。玩著玩著,不是聽見笑聲,就是聽見哭聲。不知舒大叔對寡婦衛伯娘說了一句什么玩笑話,衛伯娘不依不饒,追過去把舒大叔按在地上,一些女社員為衛伯娘助威,大聲喊:脫他的褲子。一邊是衛伯娘用力拉舒大叔的褲子,一邊是舒大叔用手緊緊地護著自己的褲子,逗得社員們哈哈大笑。這時,實在看不下去的吳隊長大吼一聲:再鬧,不給你倆記工分哈。還是隊長的話管用,聽了吳隊長的話,舒大伯和衛伯娘才住手。
這是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第一課”。
躺在“溫床”里的苕種,在春光春雨的作用下,很快就發芽并生長出一根根粗壯的紅苕藤。
我們生產隊人多地少,山坡上收割過的麥地得不到“休息”,就被我們翻挖出來準備栽紅苕藤。生產隊的土地是油沙坡地,油沙坡地土質疏松栽下去的紅苕藤容易曬死,所以栽紅苕藤要選擇陰天或雨天,大雨滂沱也要上山栽紅苕藤。大雨中栽紅苕藤,男社員用鋤頭飛快地掏出一條條苕埂,我和女社員們緊隨其后,用小鋤頭在苕埂上挖開一個口子,將苕藤插進口子,然后用力壓緊。農民再窮還有斗笠蓑衣,而我沒有雨具只好光著頭在大雨中栽紅苕藤,全身衣服淋濕透了,干脆脫掉衣服赤裸上半身栽紅苕藤。一大群人手握鋤頭,從山上栽到山下,從這座山栽到那座山,像打仗一樣激烈。
雨后天晴,太陽報復性地跳出來,燒烤著栽滿紅苕藤的油沙坡地。吳隊長深知紅苕藤曬死的嚴重性,會荒蕪一季莊稼呀!他一聲令下,帶領社員們冒著火辣辣的陽光,用麥草一束束地遮掩著剛栽進土里的紅苕藤,陰晴不定的天氣,麥草蓋了又揭,揭了又蓋,直到紅苕藤在土壤里扎牢根須不怕太陽曬了。
多雨高溫,紅苕藤拔節生長,為了讓紅苕藤得到營養茁壯成長,我們就在附近的社員家挑糞水澆灌紅苕藤。“莊稼一枝花,全靠肥當家”,可是在那個年代,社員的肚子都填不飽,哪有糧食喂豬呀!沒有豬糞的糞水“清湯寡水”照得見人影。那些生長的苕藤沒有嫌棄這些虛假的糞水,不久就長出濃綠的苕葉,給黃土高坡披上厚厚的綠妝,掩飾了土地的貧瘠。為了防止紅苕藤四處繁衍長出須根,我們還要冒著紅火大太陽翻紅苕藤,翻紅苕藤的同時,還要拔除周邊的雜草。紅苕長到一定時侯,我們就很少上山去“照看”它們了,親愛的紅苕,你們就按照自身的規律生長吧。
秋天來了,秋天是收獲的季節。
秋高氣爽天氣好,人的心情也好。在土質疏松的油沙坡地挖紅苕并不費力,一鋤挖下去,用力提起苕藤,一串大大小小的紅苕破土而出。看見這些紅苕,我有一種豐收的喜悅,這是我們的勞動成果啊。望著我分到的一大堆紅苕,望著暮色降臨的山崗,望著彎彎曲曲的山間小路,我開始為搬運這些紅苕發愁了,這時,舒大叔的兒子舒明富主動提出幫我挑紅苕,但有一個條件,就是借書給他看。農中畢業的舒明富喜歡看書。
我們生產隊土多田少,交公糧是交稻谷,交了公糧,所剩的稻谷就不多了,一年我只能分到一、二百斤稻谷,打成大米就一百斤左右,所以,一年中我有半年吃紅苕,一天三頓吃紅苕,吃得冒胃酸,下鄉幾年,我不知道吃了多少紅苕。為了少吃紅苕多吃米,舒明富給我出了一個主意:把生產隊分的紅苕,加上自留地挖的紅苕,拿出一部分烤成紅苕干,在春荒時,借給缺糧的農民,新谷出來時借苕干的農民還你稻谷。我覺得這主意不錯,在舒明富的幫助下,我在廚房的一角用土坯和竹板建起烤籠。
舒明富說:烤紅苕干關鍵是要掌握好火候,火侯沒到,苕干沒烤干,存放要生霉。火侯過了,苕干會烤糊,有苦味借不出去。晚上,舒明富邊指導我烤紅苕干,邊如饑似渴地看我書架上的小說《創業史》,他說:這本書好看,寫農民的。
舒明富和我坐在烤籠前,邊觀察火勢邊聊小說《創業史》。舒明富說:我們農中的何老師可厲害了,他是高中66級畢業的,看了很多書,經常在語文課上給我們講一些文學名著,他講得繪聲繪色,我們聽得眉飛色舞。他給我們講過“梁生寶買稻種”的故事,那我給你講去后山買紅苕藤的情景。那年生產隊栽的紅苕藤曬死了不少,吳隊長帶著我們去后山買紅苕藤,那年我才17歲,口袋里裝幾個苞谷粑,天不亮就出發,去時容易回來難,我挑著好幾十斤重的紅苕藤,天下著小雨,在濕滑的山間小路翻山越嶺幾十里,我差點摔到山下,回到生產隊已經是半夜三更了,累得我死去活來,第二天天剛亮,吳隊長又帶著男女社員上山去補栽紅藤。聽了舒明富這番話,我才曉得:我們生產隊的主糧——紅苕是多么來之不易啊!
在爐火前,舒明富還說:你們這些知青,遲早會調回城市的。你猜,我媽對我的最大的盼頭是什么?他盼望我進城里去當官“坐藤椅兒”。看來,我這一輩子就只有在這鄉下“修地球”了。我沒想到,舒明富這個回鄉知青也有他的苦悶和彷徨。
我曾在知青歲月的日記里,把這次烤紅苕干的行動稱為“紅苕干戰役”,就是這個對我來說具有“戰役意義”行動,至今想來,這事做的不仗義不人道甚至有點殘忍,扶貧濟困是我們民族的傳統美德啊!借紅苕干幫助實在過不去春荒的特困戶,這是情義中的事,我卻趁春荒農民缺糧,借紅苕干換農民分到的稻谷,這樣做的結果,我就是吃大米的命,而借我紅苕干還我稻谷的農民就是吃紅苕干的命。
我還記得,當年剛回城時,有人憤憤不平地對我說:你娃兒紅苕屎屙干凈沒有……這句話在提醒我:別忘了曾經的貧寒日子。在知青歲月里,我除了用紅苕烤紅苕干外,還把它加工成紅苕條粉拿去市場換錢,我摘過紅苕尖當菜吃,用紅苕藤喂過豬。在那個饑餓的年代,是紅苕填飽了我的肚皮,幫助我戰勝了饑餓,給了我干農活掙工分求生存的物質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講,我真的應該感謝記憶中的紅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