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我上山下鄉了。
記得，第一次參加生產隊的勞動是育紅苕種，育紅苕種的苗圃在莊房旁邊。生產隊的男社員從山腳下的紅苕窖里挑來一挑挑苕種，我跟著一群女社員挑選苕種。吳隊長帶著幾個老農，把選好的苕種排列在一箱一箱的苗圃里，撒一層薄薄的沃土補充“營養”，蓋上一層薄薄的稻草保溫。那些壞透了的苕種就倒在糞池里“漚肥”，只壞了一部分的苕種也舍不得扔掉，女社員用菜刀削去壞的部分。育完苕種，每家每戶按人頭的多少還能分到一些削過的苕種，這些削過的苕種在春荒的日子里多少可以幫助社員填充一下肚子。
第一次參加生產隊育苕種的勞動，其樂融融的勞動場面至今難忘。幾十個男男女女的社員或站或坐或蹲在莊房的石灰壩子里，曬著初春的太陽心里暖洋洋的，大家一邊干活一邊說笑，似乎忘掉了早春二月的寒冷和春荒的饑餓。
干農活時，有的婦女把背上餓得哭鬧的小娃兒放在懷里，背對人群撈起破爛的棉衣給小娃兒喂奶，大一點的娃兒也跟著父母來到莊房玩耍。大人們在干農活，娃兒們就在壩子里追打，這些分散居住在山上山下溝里溝外的娃兒們難得聚在一起玩。玩著玩著，不是聽見笑聲，就是聽見哭聲。不知舒大叔對寡婦衛伯娘說了一句什么玩笑話，衛伯娘不依不饒，追過去把舒大叔按在地上，一些女社員為衛伯娘助威，大聲喊：脫他的褲子。一邊是衛伯娘用力拉舒大叔的褲子，一邊是舒大叔用手緊緊地護著自己的褲子，逗得社員們哈哈大笑。這時，實在看不下去的吳隊長大吼一聲：再鬧，不給你倆記工分哈。還是隊長的話管用，聽了吳隊長的話，舒大伯和衛伯娘才住手。
這是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第一課”。
躺在“溫床”里的苕種，在春光春雨的作用下，很快就發芽并生長出一根根粗壯的紅苕藤。
我們生產隊人多地少，山坡上收割過的麥地得不到“休息”，就被我們翻挖出來準備栽紅苕藤。生產隊的土地是油沙坡地，油沙坡地土質疏松栽下去的紅苕藤容易曬死，所以栽紅苕藤要選擇陰天或雨天，大雨滂沱也要上山栽紅苕藤。大雨中栽紅苕藤，男社員用鋤頭飛快地掏出一條條苕埂，我和女社員們緊隨其后，用小鋤頭在苕埂上挖開一個口子，將苕藤插進口子，然后用力壓緊。農民再窮還有斗笠蓑衣，而我沒有雨具只好光著頭在大雨中栽紅苕藤，全身衣服淋濕透了，干脆脫掉衣服赤裸上半身栽紅苕藤。一大群人手握鋤頭，從山上栽到山下，從這座山栽到那座山，像打仗一樣激烈。
雨后天晴，太陽報復性地跳出來，燒烤著栽滿紅苕藤的油沙坡地。吳隊長深知紅苕藤曬死的嚴重性，會荒蕪一季莊稼呀！他一聲令下，帶領社員們冒著火辣辣的陽光，用麥草一束束地遮掩著剛栽進土里的紅苕藤，陰晴不定的天氣，麥草蓋了又揭，揭了又蓋，直到紅苕藤在土壤里扎牢根須不怕太陽曬了。
多雨高溫，紅苕藤拔節生長，為了讓紅苕藤得到營養茁壯成長，我們就在附近的社員家挑糞水澆灌紅苕藤。“莊稼一枝花，全靠肥當家”，可是在那個年代，社員的肚子都填不飽，哪有糧食喂豬呀！沒有豬糞的糞水“清湯寡水”照得見人影。那些生長的苕藤沒有嫌棄這些虛假的糞水，不久就長出濃綠的苕葉，給黃土高坡披上厚厚的綠妝，掩飾了土地的貧瘠。為了防止紅苕藤四處繁衍長出須根，我們還要冒著紅火大太陽翻紅苕藤，翻紅苕藤的同時，還要拔除周邊的雜草。紅苕長到一定時侯，我們就很少上山去“照看”它們了，親愛的紅苕，你們就按照自身的規律生長吧。
秋天來了，秋天是收獲的季節。
秋高氣爽天氣好，人的心情也好。在土質疏松的油沙坡地挖紅苕并不費力，一鋤挖下去，用力提起苕藤，一串大大小小的紅苕破土而出。看見這些紅苕，我有一種豐收的喜悅，這是我們的勞動成果啊。望著我分到的一大堆紅苕，望著暮色降臨的山崗，望著彎彎曲曲的山間小路，我開始為搬運這些紅苕發愁了，這時，舒大叔的兒子舒明富主動提出幫我挑紅苕，但有一個條件，就是借書給他看。農中畢業的舒明富喜歡看書。
我們生產隊土多田少，交公糧是交稻谷，交了公糧，所剩的稻谷就不多了，一年我只能分到一、二百斤稻谷，打成大米就一百斤左右，所以，一年中我有半年吃紅苕，一天三頓吃紅苕，吃得冒胃酸，下鄉幾年，我不知道吃了多少紅苕。為了少吃紅苕多吃米，舒明富給我出了一個主意：把生產隊分的紅苕，加上自留地挖的紅苕，拿出一部分烤成紅苕干，在春荒時，借給缺糧的農民，新谷出來時借苕干的農民還你稻谷。我覺得這主意不錯，在舒明富的幫助下，我在廚房的一角用土坯和竹板建起烤籠。
舒明富說：烤紅苕干關鍵是要掌握好火候，火侯沒到，苕干沒烤干，存放要生霉。火侯過了，苕干會烤糊，有苦味借不出去。晚上，舒明富邊指導我烤紅苕干，邊如饑似渴地看我書架上的小說《創業史》，他說：這本書好看，寫農民的。
舒明富和我坐在烤籠前，邊觀察火勢邊聊小說《創業史》。舒明富說：我們農中的何老師可厲害了，他是高中66級畢業的，看了很多書，經常在語文課上給我們講一些文學名著，他講得繪聲繪色，我們聽得眉飛色舞。他給我們講過“梁生寶買稻種”的故事，那我給你講去后山買紅苕藤的情景。那年生產隊栽的紅苕藤曬死了不少，吳隊長帶著我們去后山買紅苕藤，那年我才17歲，口袋里裝幾個苞谷粑，天不亮就出發，去時容易回來難，我挑著好幾十斤重的紅苕藤，天下著小雨，在濕滑的山間小路翻山越嶺幾十里，我差點摔到山下，回到生產隊已經是半夜三更了，累得我死去活來，第二天天剛亮，吳隊長又帶著男女社員上山去補栽紅藤。聽了舒明富這番話，我才曉得：我們生產隊的主糧——紅苕是多么來之不易啊！
在爐火前，舒明富還說：你們這些知青，遲早會調回城市的。你猜，我媽對我的最大的盼頭是什么？他盼望我進城里去當官“坐藤椅兒”。看來，我這一輩子就只有在這鄉下“修地球”了。我沒想到，舒明富這個回鄉知青也有他的苦悶和彷徨。
我曾在知青歲月的日記里，把這次烤紅苕干的行動稱為“紅苕干戰役”，就是這個對我來說具有“戰役意義”行動，至今想來，這事做的不仗義不人道甚至有點殘忍，扶貧濟困是我們民族的傳統美德啊！借紅苕干幫助實在過不去春荒的特困戶，這是情義中的事，我卻趁春荒農民缺糧，借紅苕干換農民分到的稻谷，這樣做的結果，我就是吃大米的命，而借我紅苕干還我稻谷的農民就是吃紅苕干的命。
我還記得，當年剛回城時，有人憤憤不平地對我說：你娃兒紅苕屎屙干凈沒有……這句話在提醒我：別忘了曾經的貧寒日子。在知青歲月里，我除了用紅苕烤紅苕干外，還把它加工成紅苕條粉拿去市場換錢，我摘過紅苕尖當菜吃，用紅苕藤喂過豬。在那個饑餓的年代，是紅苕填飽了我的肚皮，幫助我戰勝了饑餓，給了我干農活掙工分求生存的物質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講，我真的應該感謝記憶中的紅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