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征糧剿匪戰場／呂玉發口述.羅學婭整理

1949年12月5日隆昌解放，我們隆師的校生，自發組成宣傳隊，到縣城去歡迎解放軍，每天敲鑼打鼓，扭秧歌、發傳單，激情澎湃地投入到解放運動之中。

1950年1月，剛剛成立的隆昌縣人民政府在隆師校舉辦了300多人的第一期地方干部訓練班（簡稱地干辦），學員大部分都是我們的同學。集訓10多天之后，就和解放軍組成工作隊，到各鄉鎮去開展解放運動。

我們這個工作隊，由27名地干辦班同學和一個警衛班的解放軍組成的，二野張德芳為隊長，于1月下旬到達離縣城60多里的榮隆鄉。當時，榮隆鄉設了榮、隆二昌兩個鄉政府，社會情況復雜，土匪勢力猖獗。工作組住在上街子隆昌縣鄉鎮府，因我家就在上街子場邊上，所以我住在家里。

我們分成若干個工作小組，第二天就開始到各保、甲去做宣傳動員工作。每到一個地方，都是先唱歌跳舞，待圍觀的群眾多了，就給他們發宣傳單，然后宣講解放后的新政策。我們還走村串戶，訪貧問苦，每天早出晚歸，夜以繼日。

沒想到，我們才干了10多天，就遭到了土匪的血腥襲擊。臘月十六（1950年2月2日）那天很冷，收隊時，天已黑盡。我剛回到家，就聽見鄉公所那邊槍聲四起，持續了半個小時左右。我非常擔心同學和戰友們，就叫三爺（父親）趕快過去打聽情況。

三爺悄悄摸到鄉公所，看見到處都是亂槍留下的痕跡，滿院子都是硝煙味和血腥味。張隊長和兩個漁箭鄉趕來的救援兵正在搶救倒在血泊中的解放軍戰士，說其他的救援官兵都趕到石灘子去營救工作隊員了。

我們工作組有4個女同學，我和呂玉簪、呂玉容、陳一英，我們都是后師6班的。呂玉簪和呂玉容是當地人，已經回家了，就是沒看見陳一英。

我和三爺決定到石灘子去找她。剛出場不遠，就看見有工作隊員陸陸續續回來了，我一下子看見了15班的幺弟（彭文聰），急忙問他看到陳一英沒有？他告訴我:大約是晚上7點鐘左右，一幫便衣土匪突然沖進鄉公所，他們亂槍四射，從樓上到樓下，看到解放軍就開槍。把我們這些手無寸鐵的學生隊員，攆到院壩內，又是打又是罵，非要我們表態：不跟“帕克兒”（共產黨）干了。

同學們寧愿被打罵，也不表這個態。土匪看陳一英是個女生，就抓住她的頭發，喊她說。她咬緊牙關，堅決不說。土匪火了，把她按倒在床上，左一槍右一槍的亂打。不知她傷在哪里，被拉出去的時候，看見她滿臉是血。漁箭鄉的解放軍趕來了，土匪抓起我們當掩護，撤離到場鎮外三里地的石灘子。只聽見匪頭喊“拖兩個到溝頭去斃了”，接著又是一陣槍擊聲。直到救援兵逼近，土匪們才倉皇而逃。

我和三爺立馬摸黑進溝去找陳一英，直到天快亮了才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她。 我把她背回家放在床上，只見她衣服褲子上全是血跡、泥巴，還有好多槍眼。還好，真正的槍傷只在右邊額角，沒傷到顱骨。三爺抓了一把香爐灰按在傷口上止血，然后找了一塊干凈的布叫三娘給她包扎傷口，叫我用熱水給她擦洗身子，再蓋上兩床被子，不一會兒她就醒了。

把陳一英安頓好，已是晌午，三爺到區公所去看，才知道張隊長早上就奉命帶領回到鄉公所的工作隊員們撤回隆昌了。

得知工作隊撤走了，土匪氣焰更加囂張。為了保護好陳一英，我們白天把她藏在家里療傷，晚上就由三娘陪著她到荒山上或菜籽地里躲藏。她們緊緊地抱在一起相互取暖，耳朵還得警覺地聽著四面動靜，遇到下雨，漫漫寒夜就更加難熬。好不容易熬到東方發白，凍得像冰棍的她們才又悄悄溜回到家中。

臘月二十六的傍晚，我們得到消息：有人向土匪告了密，說我家窩藏有共黨傷員。三爺當機立斷，叫三娘連夜把陳一英送走。三娘帶著陳一英，在漆黑的臘月夜，不敢點燈火，不敢走大路，逢山爬山，逢坎跳坎，終于在臘月二十七的中午把陳一英安全送到了學校。

那時候，匪亂日益猖獗，就在榮隆鄉毗鄰的三區（普潤），15班的謝守駿，正月十二被土匪殘忍殺害，還被暴尸數日。15班的吳樹金，也慘死在榮隆鄉5保的征糧途中。文學天才戴天松，積勞成疾，病逝在征糧剿匪戰場。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我們這群20歲左右的隆師學子，化悲痛為力量，于元宵節的頭一天，在隆昌縣委的統一指揮下，奔赴更大規模的、更加嚴峻的征糧剿匪戰場。

陳一英和很多受傷的同學，繃帶上的血跡尚未干，就和大家一起又出發了。她去的石碾區，我到的城郊區。我們和解放軍戰士一起，艱苦奮戰了4個多月，直到7月征糧剿匪工作結束，才返校復課。

就這樣，我和我的同學們，合著新中國解放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無怨無悔地奉獻出了我們的青春和終身。如今雖至耄耋，但70年前那片血染征糧剿匪戰場的風采，永遠驕傲地駐扎在我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