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 紀實《在戰事縫隙的歲月》之23-25[第七章]
《“裁軍百萬”不等“閑”》（載《警察文學》2019年第1期）
“裁軍百萬”不等“閑”
李盛全
既要裁軍也要打仗
1985年6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通過《軍隊體制改革，精簡整編方案》，并決定在裁軍100萬的同時，將11個大軍區合并為7個大軍區，即：沈陽軍區、北京軍區、濟南軍區、南京軍區、廣州軍區、成都軍區、蘭州軍區。
根據中央軍委通過的方案，昆明軍區與成都軍區合并，統一編為成都軍區，軍區機關設在成都市，下轄四川、西藏、云南、貴州省軍區和若干集團軍，主要負責西南的防御任務。
新成立的成都軍區在文山戰區成立了“前指”，是指揮“兩山”作戰的中樞首腦機關，位于麻栗坡縣新街。新街是一個通文山、麻栗坡、西疇、馬關四地的交通要地。“前指”總指揮，是新任成都軍區副司令員的老廖。這個老廖算是一個傳奇人物，1959年1月入伍到貴州省軍區49師145團4連，當了4年兵才入黨，當了6年老兵都沒被提干，軍齡滿7年才當上排長，1971年2月調到11軍31師91團司令部作訓股當副股長，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時任11軍31師91團副團長，4年后即在1984年4月收復“兩山”時當11軍31師師長，戰后不到一個月升任11軍副軍長，又過4個月升任11軍軍長，再過9個月即在1985年6月升任成都軍區副司令員。從1984年開始，這個老廖因為有戰績坐了“直升機”，別人也沒什么意見。
我們汽車修理3連（原名后勤23分部汽車修理1連）指導員張克杰、副連長張超從5月份帶出去的修車分隊，在新街配屬軍區“前指”后勤部，駐地距軍區“前指”約
不久，副指導員李良友帶了一個修車分隊去新街，與張克杰等干部和宋光昌等戰士“換防”。
我們連隊除了在開遠的本連駐地開展修車工作，以及經常派出修車分隊到戰區服務之外，還要為換防撤下的一些部隊服務。
7月中旬，我連指導員張克杰、副連長張超帶領修車分隊前往宜良縣，為從戰區撤回原駐地的14軍40師修車。張克杰最辛苦，除了工作，還要管病兮兮的妻子，雙重責任壓得他夠嗆。在文山戰區修車時，他把妻子帶到那邊治病；在宜良40師修車時，他把妻子帶到40師附近的醫院治病。白天忙工作、晚上管病妻，這就是他這個男子漢的難處。
7月下旬，我帶著在宜良40師服務的我連修車分隊的干部工資、戰士津貼和部分信件，到了宜良。在宜良縣一個叫大荒田的地方，張克杰接著我之后，對大家說：“連隊司務長，我們的財神爺來了！”戰友們見我去了很高興，到我身前來找他們的信件。我對他們開玩笑說：“我明天上午就回開遠。你們要寫戀愛信的在晚上抓緊時間寫好，讓我帶回去寄掛號。”
回到開遠的第二天，我又帶車去小龍潭煤礦拉煤。本連二班的駕駛員李聰，這次同我出車拉煤。1980年我在二班當班長時，他入伍來連就分到二班，過了半年去學了駕駛，然后又回到二班。他平時話語不多，干活老實，特別愛學修車技術。我們連隊的駕駛員都不是專職開車，不出車時都要同大家一起修車，學修車技術。在1981年底我調離二班時，他的修車技術已經相當不錯。幾年來，他一直在二班，成了能開車的修車骨干。
在去小龍潭煤礦的路上，平時話不多的李聰，話也多起來。說起了百萬大裁軍，還說他準備退伍回昆明了。同李聰一起來連的城鎮入伍兵楊建云、刀建軍等人，當了三年兵剛滿服役期就退伍回昆明參加工作了，收入是戰士津貼的幾倍，但李聰留戀部隊，又表現好，所以已當了六七年只能領戰士津貼的兵，這種情況在部隊并不多見。正因為如此，我很欣賞他。
我問李聰退伍會去哪個單位工作。他說他是昆明電纜廠的職工子弟，回電纜廠工作也不錯。
我說：這次大裁軍，我們汽車修理3連可能不存在了。我可能調到軍區后勤部小車隊，現在叫成后昆辦小車隊。到時候我們還可以經常見面。
李聰聽我這么一說，非常興奮，說他家有房子在大觀街，就挨著后勤部機關。
從小龍潭煤礦拉煤回到連隊，連里領導就告訴我，說我被評為直屬隊優秀司務長，要我明天去分部機關領賞。原來，為配合慶祝“八一”建軍節，后勤23分部直工科（全稱為“直屬隊工作科”）在其管理的包括1個勤務連隊、4個技術連隊、3個管線輸油隊在內的十來個直屬單位中，開展了優秀司務長評比活動。
我感到有些吃驚的是我事跡平平，怎會評上優秀司務長，也不知他們是怎么評的？如果說評選“愛學習的人”，我應算一個。因為從1984年10月開始，我參加了艾青為名譽校長、周宏興當校長的北京人文函授大學文學系學習。艾青是著名的現代文學家、詩人，1933年第一次用艾青為筆名發表長詩《大堰河——我的保姆》，感情誠摯，詩風清新，轟動詩壇。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1979年平反后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國際筆會中心副會長等職。周宏興是我國著名作家、教育家、書法家、詩評家，1961年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后到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任教，從事教育工作幾十年，先后出版學術專著和主編書籍《艾青傳》、《周總理與詩歌》、《詩歌創作藝術》、《中國文學名篇選讀》等多達幾十部。1984年10月，我在報紙上看到北京人文大學函授招生啟事后，就報名參加該校文學系學習，為使自己的文學創作有更好的基礎。該校文學系共有17門課程，要我們在兩年半之內利用業余時間學完，也是很辛苦的事。學校寄來函授的教材后，由我們自學，然后按時把作業寄去學校。為了不負光陰，我學習很自覺，有空就捧著書本啃，并感染了我身邊的鄭德新等戰士。我鼓勵鄭德新等人多學習，學得越多自己本事就越強大。由于我練筆已寫過一些作品，有了一定的寫作經歷和體會，針對自己文學底子薄的問題，自覺并且用心學習，雖是函授方式也使我受益良多。再加上全國公開發行的《山梅》雜志1985年第2期發表了我的短篇小說，更使我對函授學習的積極性大增，想進一步打好文學基礎，發表更多作品。
戰區哪有不緊張的？67軍199師接防老山后，打得不怎么理想，8月份調200師598團增援。
以上報道的是濟南軍區之67軍在老山的戰事。
仗要打，裁軍工作也要按計劃進行，這就是當時我軍的狀況。
有一天，分部機關直工科冉科長來到我們連隊，找我單獨談話，說23分部的裁軍方案已出臺，其中涉及到汽車修理3連和汽車修理4連要合并成立汽車修理所，希望我下一步到修理所任司務長。我說：感謝組織和冉科長的信任，但軍區后勤部駐昆辦已基本落實調我去昆明，調動手續可能很快就到。
一切都還順利。沒過幾天，我的調令就到了。按計劃，我給本連的1985年退伍兵張澤培、李聰、陳會等辦結退伍有關費用后，就準備調往昆明，按領導要求把司務長工作交給了曾仕龍。
雖是部隊內部調動，但離開我生活和工作了9年的連隊、離開工作了8年的開遠時，我很是不舍……
初到昆明
我乘從開遠到昆明的米軌小火車，行駛一夜到達昆明火車北站。
走出車站，天已大亮。我呼吸著清新的空氣，心里大快。昆明，我來了！不再是來去匆匆的過客。
看見車站洗漱的地方人多，我也顧不上洗漱了，在一個水龍頭下用手接水把臉抹了一下，就抓緊時間去報到。帶著隨身的一個中型黑色提包，我擠上公交車，然后到東風西路與人民西路相交的小西門下車。
我先去位于昆明新聞路25號的成都軍區后勤部駐昆明辦事處司令部（原昆明軍區后勤部司令部）報到，然后由軍務科參謀田善棟帶領去小車隊。
進入位于新聞路24號的小車隊，正好遇見小車隊指導員廖占全在大門內側。
“才調來的李盛全。”田參謀向廖指導員介紹。“很精干的小伙子。”
田參謀是安徽人，膚色白白凈凈，顯得很帥氣，但他的安徽口音使我聽不太明白，只不過他說我的好話讓我全聽懂了。
當指導員安排一個戰友帶我去宿舍時，我向這戰友了解了一些情況和環境。
小車隊院子不大，大概只能停放四十來輛小車，說是大部分小車在夜間只能停放在25號里的機關大院。小車隊院子的右側是會議室，左側是修車保養場，進門正對著的是一幢兩層樓房的后面即東面，其走廊在西面。樓梯在這樓的北端，上到二樓可去左右兩個方向：左拐便是西面的直通走廊，有幾間屋子是隊領導的住處；右拐過短廊橋，就到一幢朝南坐向的三層樓房的東端。這樓房的第二層和第三層，也是直通走廊，共有十多間房子，是小車隊的集體宿舍，每間可住幾人。樓下是我部通信站的地盤，是一個較大的內院，其廁所在我們集體宿舍東端樓下與我隊廁所相鄰，此內院進出口在西南角與25號里的機關大院相通。
引我上樓的戰友，把我帶到朝南坐向樓房的二樓最西端的那間寢室。寢室里有四張單人床，從室內床上物品來看，已住三人，但他三人不在寢室，都上班去了。
我把隨身提包放在指定給我的床上，打算取出口盅、毛巾、牙刷……當我拉開提包的拉鏈，大吃一驚：口盅、毛巾、牙刷不見了，包里有一件春秋衫卻不是我的，更為嚴重的是裝有1200多元錢的信封不見了。
我趕緊帶著提包下樓，向指導員報告。
指導員立即開了一輛北京牌212吉普車，帶我去昆明火車北站派出所報案。這個派出所設在昆明火車北站出站口右側一個小院里，見一輛部隊小車開進小院，立即有人上前招呼我們。
根據派出所的要求，我寫了一份事情經過作為報案材料：“昨晚離開開遠時，我裝衣服、被子的木箱已辦行李托運，隨身只帶了一個黑色手提包。提包有口盅、毛巾、牙刷和兩本書，還有一個信封裝著1200多元錢，其中用35403部隊信箋包著我們老連隊一個排長的本月工資，說好他探親回開遠經過昆明時來找我拿。我睡臥鋪的下鋪，上鋪是一個比我大十來歲的中年人大概有四十歲左右，相互沒有說話。到北站時，上鋪那人很快離開了車廂。我提著放在臥鋪上的提包，最后一個離開那節車廂。到了我們小車隊拿東西出來時，我才發現提包不是我的。”
派出所一個警官檢查了我帶去的包。除了一件春秋衫，另無它物，最后他卻在那包的小夾層里發現了一張開遠XX廠的空白信箋。
派出所讓我們回去等候消息。
我進車站取了托運的行李，裝進小車后箱，然后同指導員回到小車隊。途中，指導員安慰我不要著急，派出所可能會破案。盡管如此，我還是估計沒有希望了，只有自認倒霉。
沒想到在下午4時許，昆明火車北站派出所就打電話到我們小車隊值班室，要我去認領東西，說案子破了。
昆明火車北站派出所，是全長
當我同指導員到火車北站派出所時，K已在里面了，一副挨打相。
派出所的桌子上，放著兩個中型提包，大小、顏色和形狀樣式，幾乎一模一樣。這就是我的提包和K的提包。
根據派出所領導的指示，我檢查了自己的提包。還好，包括現金在內的所有東西都在。
當著大家的面，K檢討了他的錯誤，并單獨向我賠禮道歉。
盡管我這案子不大，我還是很佩服公安機關的辦案能力。
春城幾春秋
昆明市新聞路，因云南日報社在此路而得名。如果以昆明老環城路為界分上段和下段，我們部隊在新聞路上段，云南日報社在新聞路下段。在1986年以前的昆明城市發展還不快，從新聞路往南過了云南日報社就是郊區了。
新聞路上段長500余米。東邊除國防體育館和我部一個設計所之外，多是民用房屋；西邊約
新聞路24號是我所在的小車隊，里面院子不大，所以我隊的大部分小車在夜間都停放在25號里的機關大院。我住在小車隊院子西北角那幢朝南坐向樓房的第二樓，樓下是我部通信站的地盤。我們在樓上，每天都能看到通信站那些女兵們在下面院子的活動情況。盡管通信站的兵妹妹們漂亮的不少，但我們小車隊的戰友們素質好，沒有出現招惹兵妹妹們的問題。
我多數時間是在新聞路22號上班，住宿和學習在24號，但由于小車隊沒設食堂，因而我及戰友按要求去25號里的機關大食堂打飯菜。從24號到25號里的大食堂，單程近一華里。我們出了24號的大門，要在新聞路南行近
我雖是初到昆明工作，但并不孤獨。在小車隊認識的賴興榮、李永騰、彭著恒等新戰友都很好相處，并且與一年前分開的老同學、老戰友黃光德又一起共事。此外，我在23分部汽車修理1連當班長時的老二班的兵李聰、馬玉昆、刀建軍、楊建云都在昆明。這幾個我以前的兵，退伍后再也沒有同吃一鍋飯、同住一間屋的機會了。刀建軍在退伍前，他老爸已調到云南省政府某廳當廳長，所以刀建軍退伍時沒回參軍原籍而到了昆明，被分配到教育系統工作。馬玉昆退伍沒去在昆明海口他老爸當廠長的那個單位，而是分配到在市區的盤龍區環衛所工作，在昆明汽車東站那邊上班，住在新聞路上端路口東風西路北側靠近公安廳的一個臨街宿舍區里，距我所在的新聞路24號很近。李聰退伍到了他父母的工作單位即昆明電纜廠，在廠車隊開車，雖在市郊馬街上班，卻因談戀愛享受了家庭“特權”，單獨住在大觀街一個祖傳的獨家小院里，距新聞路24號不足
成都軍區后勤部駐昆明辦事處只由原昆明軍區后勤部級別降了半級，為副軍級單位（幾年后又降為師級單位），代表成都軍區后勤部管理包括22分部、23分部在內的云南與貴州的后勤部隊。所以，我所在的成都軍區后勤部駐昆明辦事處小車隊，經常派車送有關領導去老山戰區。去戰區的駕駛員回來，也帶回一些戰事情況。
我軍進行“輪戰”，越軍也在搞“輪戰”。趁越軍第3軍區第31師第866團、922團及第328師568團接防后立足未穩，我軍第67軍所屬部隊于
我與馬玉昆、李聰二人經常見面。
我從新聞路24號去馬玉昆的住處，只有幾百米。我有時在晚上逛街經過他住的宿舍區前面時，要進去看看他。因他父母在幾十公里外的滇池西南側的海口，他獨居一處，房子也不大，只有一間屋子和一個廚房。由于他抽煙很厲害，幾乎我每次去他那里，那家里都是煙霧彌漫，使我這抽煙的人都受不了。我雖然早已不是他的班長，但我每次去他那里，都要說說他不常開窗戶的問題。只有一次，我去他家里沒有看到煙霧彌漫的現象，因為他媽媽來了。我是第一次見到他的媽媽，讓我大吃一驚：身材嬌小玲瓏，面目清秀。
我沒見過馬玉昆的爸爸，但聽別人說他爸爸長得人高馬大。我見過馬玉昆和他爸爸的合照，知道他爸爸不英俊。所以，這次見到馬玉昆的媽媽才讓我頓感吃驚，心里立即發出“當大官就好找漂亮老婆”的感慨。
大觀街是昆明市最繁華熱鬧的老街。我去大觀街買東西時，基本上要到李聰住的那條小巷，去他的獨家小院門口看看他在不在，明知他平常白天上班不在家，但走這路線卻成了我的習慣。周末，李聰經常來我的住處。在這段時間和以后較長一段時間，我與他聊得最多的還是百萬大裁軍和老山戰區。
按照中央軍委部署，從1985年下半年進入實質性階段的百萬大裁軍，采取先機關，后部隊、院校和保障單位的順序，自上而下地組織實施。其重點是機關和直屬單位，尤其是解放軍各總部、國防科工委、各大軍區、軍兵種機關及直屬單位的人員精簡較多。同時，將大軍區由原來的11個撤并為7個，縣、市人民武裝部不再歸軍分區管轄而改為地方建制。
在進行“百萬大裁軍”過程中，在老山戰區的我軍該干什么就干什么。
在1986年“國際和平年”，我國已經從總體上完成了裁軍百萬的戰略性行動。我買了一枚由中國人民銀行于1986年9月開始發行的《和平年紀念幣》。該幣的正面圖案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國徽和1986年的年號；背面圖案為“和平”雕像和“和平”“國際和平年”“壹圓”三組漢字。其背面圖案設計精巧：一個少女坐在一塊石頭上，回首伸臂召喚著身邊棲息和飛翔的和平鴿，旁邊是鄧小平手書的行書“和平”二字，少女身上飄逸順滑的長裙和身后刀劈斧削般的巨石形成的剛與柔、輕盈與凝重、粗礪與順滑等強烈對比，極具美感。
我在新聞路24號那棟東西坐向樓房的第二樓，住了將近兩年。在這期間，曾出現一件算是奇遇之事。
那事的發生，源于我妻楊平赴昆探親的來途。1986年初，楊平從瀘州的納溪啟程，乘汽車到隆昌轉乘火車，至成都轉乘到昆明的火車。當在成都上了開往昆明的火車后，她發現自己的座位上坐著一個30多歲的男子。她出示了自己的座號，要求那男子讓出座位。那男子不把一個年輕姑娘放在眼里，繼續霸占座位。她雖生氣，但只能站在過道上尋機行事，因車上太擠不方便去找公安來處理。不久，那男子離座，去找人或上廁所了。她趁機坐到屬于自己的座位上，并抓起那男子放在車廂茶幾上的小食品、香煙和打火機，甩出了車窗外。那男子回來，見狀不滿卻不敢鬧事，只能怏怏離去。
根據楊平所發電報告知的乘坐車次和時間，我按時帶了一輛北京吉普到昆明南站接著她，然后很快回到了小車隊二樓。
黃光德夫婦正在辦伙食要招待我們。黃光德是我高中同學又是戰友，幾天前他妻子李洪瓊已從四川隆昌來隊探親。楊平到后，一邊幫著辦伙食，一邊講起在火車上甩別人東西的事。大概過了一個多小時，我們正要吃午飯，見值班員帶進來兩個男子。黃光德一看是表哥和表弟，忙迎接入座。當那表哥和楊平相互看到對方時，均大吃一驚。原來，黃光德的表哥就是在火車上不給楊平讓座、被楊平甩了東西的人。竟有這么巧的事，當事人雙方還能在這樣的情景下見面，幾率小得難以令人置信。那表哥見了楊平便表示歉意，還夸她有膽量。楊平大方地說：“過去的就過去了，沒啥子！”
對于楊平的到來，由于準備不充分不好安排住宿，我就在二樓至三樓的樓梯下方的那間異形窄屋安排了一張床，權充臨時寢室。屋子狹小并不是什么大問題，只不過在清晨住三樓的戰友要出早操從樓梯跑下時，那些咚咚的腳步聲使楊平感到不好受。好在困難時期不會太長，因探親一個月結束，她就要回瀘州上班。
在新聞路25號里的我部機關大院，有辦公區和生活區。這個院子很大，建筑物也多。進大門后，可見長約
那是在1986年底，我妻子楊平來昆明生小孩后，就在那間房子“坐月子”，但之后的孩子“滿月酒”卻是在里面小院辦的，因為我的廚房在那小院里。我孩子的“滿月酒”，多虧戰友幫忙。我不善做菜，妻子會做但不方便，我母親只會做農家菜。平時常聚的幾個戰友，主動承擔操辦任務。我只負責買菜，賴興榮主廚，李永騰和簡代平等協助。在機關食堂的簡仕良戰友自告奮勇，要做一道工藝菜。一桌“滿月酒”也就七八個菜，但我那廚房太小接待不了客人，于是就將做好的飯菜，搬到當時在那小院二樓的賴興榮住處。戰友們團了一桌，使不大的屋子顯得很熱鬧。當經簡仕良雕刻手藝做出的一道工藝菜“鳳呈祥”放到餐桌中央時，頓使滿桌增輝。管理處田參謀應邀前來，還帶來了祝賀禮物，這使我及家人很過意不去，因為我們戰友之間請吃不送禮物早成規矩。幾十年后，我憶起那次“滿月酒”時還在想一個問題：當時為何沒請小車隊領導而請了管理處田善棟？憶不起其理由，但至少說明一點：田參謀對我們很好。基于此，幾十后我們還感念他。
在主干道盡頭往南，去機關大食堂前的小廣場。小廣場西側有一條道通往大觀街，但在大觀街的那道門也設有崗哨，進入該門者需持有效證件。
在小廣場西側有一建筑物很顯眼，那是我部會堂。在“一五普法”時，我曾以“普法教員”的身份在那會堂里講課。此前，我被派到位于昆明關上的某機構培訓了兩個月，要求回來給我部管理處的戰士和職工講法律課。我對第一堂課非常重視，作了充分準備，開課時首先在黑板上幾筆畫出簡約的中國地圖，把來聽課的眾人弄得云里霧里不知我要干什么，由此很快吸引了他們的注意力，而此時我卻說：“畫這地圖過一會要用，現在正式開課，我和在場各位一起學習……”授課效果如何我不知，但第二天小車隊陳福明隊長的夫人、管理處職工羅大姐路遇我時，說我講課講得好。也許她說的是真話，也許只是為了鼓勵我。
在孩子“滿月酒”之后，楊平產假一滿，就帶著孩子回四川納溪上班去了。我母親也到了納溪。
不久，我們小車隊頻繁派車送有關領導去戰區，因為戰區又忙起來了。
1987年底，解放軍已減少員額100萬，順利完成“百萬大裁軍”。全軍經過撤并、改制等措施，減少軍級以上單位31個，撤銷師級、團級單位4054個，軍隊內部管理的76種干部職務改由士兵擔任，官兵比例達到1:3.3。調整后的各大軍區，提高了現代條件下的合成訓練和作戰能力。
在全軍的大裁軍期間，67軍、47軍、27軍所屬部隊先后在老山戰區作戰，斃敵8000余人、傷敵10300余人。
1988年春，楊平所在單位不景氣。她就辦了停薪留職，帶著一歲多的孩子到了昆明投奔我，清閑了兩三個月后被引薦去我部服務公司。引薦人是在服務公司開小車的張汝華，志愿兵，與我是一個縣的老鄉。只不過張汝華比我晚一年入伍，他與我縣黃家鎮彭著恒是同一批兵。我部服務公司配置規格不低，我所在的小車隊有兩輛小車、兩個駕駛員在服務公司服務，其中張汝華在服務公司已服務兩三年。當我陪著楊平隨張汝華到服務公司樓上接受領導面試時，我才發現經理是當年新兵團的王保興團長，不知何時調到這里當經理了。
王保興是我參軍時到四川接兵的新兵團團長，實職為后勤23分部所屬燕子洞倉庫副主任，副團職。在1978年和1979年，我和范雄方等幾個1977年入伍的兵，隨我們連隊派出的修車分隊先后兩次去燕子洞倉庫修車，與這曾是新兵團團長的王保興相互都有一種親近感。這次，面見服務公司領導，楊平介紹了她在以前單位的納溪門市部上班，熟悉貨物進出、記賬、盤存等程序，使王保興經理很感興趣。承蒙王保興經理關照，楊平面試過關，被安排去第二門市部上班。楊平上班的第二門市部距我們的小家不足
我和楊平帶著孩子，住進小車隊臨時家屬區。這臨時家屬區，是1987年底在機關辦公大樓北端空地上蓋的簡易房：兩排用石棉瓦蓋頂的平房，中間是巷道，兩邊共有20來套屋子。每屋由一墻分隔為內外二室，外室較小作為廚房。鑒于小車隊的特殊性和實際困難，部隊首長特別照顧，在這大院里給我們小車隊蓋了臨時家屬區。戰友兼老鄉賴興榮、彭著恒和廣西韋姓戰友住在巷道入口，我住在巷道中部，還有一個瀘州老鄉兼戰友袁明樹住在巷道尾部。我和楊平在昆明的幾年，來往的客人比較多，有從開遠來的老戰友，也有從四川來的親人和老鄉。從納溪到昆明我處的客人，一般都要帶納溪泡糖。
“百萬大裁軍”結束后，老山戰區的戰事逐年有所減少。
1989年底，我獨自回了一趟四川，為轉業落實工作單位“踩點”。先到了納溪，找楊平的堂兄楊慶云商量有關事項，之后到多個單位了解相關情況。有一天，我打電話到楊平在昆明上班的門市部，準備向她通報我在納溪、瀘州的近期活動情況。我還沒通報情況，她說搶先說話了。她說：前幾天昆明鬧地震，弄得人心惶惶。她還說他們服務公司給公司上班人員每人發了一個價值500元的地震帳篷，問我怎么辦？我說你帶著娃兒晚上就睡帳蓬就是了。她卻說這兩天聽說不地震了。其實昆明沒地震，昆明城虛驚一場。幾天后，我將轉業的有關事項基本落實后，回到昆明，此時春城已回歸安寧。但是，戰區還未完全安寧。
1990年3月，我們一家3人乘飛機離開昆明到成都，然后回瀘州。我們一家子此行的飛機票3張，共計500元。買機票的錢，來源于楊平的地震帳蓬。我們把那地震帳蓬賣了原價500元，剛好夠買從昆明到成都的3張飛機票，其中1張是娃兒的半價票。我們是下午5點吃了晚飯，由戰友李永騰開車送我一家人去昆明關上機場。飛抵成都雙流機場天剛黑，到在四川大學的楊平的十叔家還不到晚上9點鐘。可是，我家小朋友李楊進屋后，在客廳坐不住，獨自去了廚房，說是找吃的。我從廚房把李楊抱進客廳，并說吃過晚飯才沒多久，不會就餓了。小孩子單純，可能認為肚子餓了要吃東西是真理，所以李楊不聽爸爸媽媽關于不餓的勸說，又去了廚房。此時，十媽不信我和楊平的一套說辭了，去廚房給小朋友弄吃的。
1990年6月，我返昆明辦轉業手續，經成都請十叔楊志超到昆明一游。楊平的父輩人多，出生于瀘州泰安龍井田一個地主家庭。楊平的爸爸在家里同輩中是排行老八，解放前在重慶讀大學是學的農科，畢業后不用學之所長當農業專家，卻一心想當大資本家，先開了一個糧食加工廠和一個商店，結果在起步的小資本家階段就迎來了解放。瀘州解放時，家中排行老十的楊運祥已中學畢業，便同一群同學參加了二野西南服務團。楊運祥立志革命，改名“志超”，后來到了四川大學工作。
去昆明玩一玩，剛退休半年的十叔楊志超十分樂意，于是隨我離蓉赴滇。回到部隊，我才發現變化太大。小車隊的戰友已搬進新樓，使走進新樓的我感到每層樓、每個門都陌生。對我這種即將辦轉業手續的人，在新樓沒安排宿舍，經李永騰安排就在他那里搭伙。住的問題也好解決，因為有戰友出差，為我和十叔空出了床位。食宿沒有問題，玩耍也沒問題，弄一輛小車讓十叔游覽昆明及附近的風景區。對十叔這樣的長輩，又是革命前輩，我自然是鞍前馬后盡心服務。在昆明數日，有風景看、有小車坐、有小酒喝，十叔十分滿意。
此后的兩年多，中越邊境無戰事。根據中央軍委指示，成都軍區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