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媽媽好像就是為教書而生的,13歲上師范學校,17歲開始教書,60多歲離開講臺,風風雨雨半個世紀,從來沒有放下過教鞭。她教過的學生成千上萬,有專家學者,醫師教師,工人、農民、解放軍,真是桃李滿天下,怡然瓜果香。
媽媽今年86歲了,還常有學生來看望她。每次學生來訪,她都興致勃勃地談起這個學生的在校趣事,點名道姓地問起他們班其他同學的工作、生活情況。來訪者無不為之感動,佩服老師記性好。我媽媽卻得意地說:不是我的記性好,是我的學生個個都很乖,只是各有各的乖法。
中師畢業那年,正逢隆昌解放,她和她的同學們義無反顧地參加了解放運動、土地改革和征糧剿匪,然后,到義大煤礦創辦工人夜校、職工子弟校。眼看著學校越辦越紅火,考進縣城中學的學生越來越多,可學校的升學指標卻只有30%。媽媽極力反對,她非常自信地說:“我們學校的升學率至少能達到60%”。沒想到,這些話盡成了右派言論。
一夜之間,她從紅色知識分子,變成了右派份子,從高山之巔掉進萬丈深淵。殘酷的批斗和勞改,非人的身心折磨,但她還是拼命爭取到了“帶帽”任教的機會,她舍不下那些面臨畢業的學生。為了把挨批斗耽誤了的課程補上,她冒著加重罪行的危險,悄悄把一些學生叫到家里開夜車。令她欣慰的是,這些學生大多考上了縣城的中學,有些后來考上了大學,成為了專家學者。
文革開始后,學校經常停課鬧革命,媽媽面臨的批斗和勞改更加嚴峻,但她仍然不忘教書。我們家那盞15瓦燈泡下面的方桌子,常常圍滿了好學的學生,有時媽媽回到家,連站的力氣都沒有了,但她還是面帶微笑地輔導大家學習。印象最深的是,她把作文題目寫在小紙條上,以抓鬮的游戲,訓練學生寫作,還指導他們向當時非常有限的報刊雜志投稿。
自從媽媽被打成了右派,爸爸被發配到邊遠山區支農,家中經濟就十分拮據。我們姐弟四人正吃長飯,盡管時不時摘些野菜樹葉,甚至掏些白泥土來充饑,但還是常常斷炊。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媽媽也經常中午帶些農村的學生到家里來,哪怕是野菜稀飯,也要把最稠的那一碗給學生吃。要是有農村的學生病了,她就是借錢也要帶他到醫院去看病買藥。
文革期間,媽媽被勒令到300多米深的井下去勞動改造,上完課再下井,一個星期一次以上。在井下和男人們一樣辛苦勞動8個小時,能領到兩個大饅頭,她一口也舍不得吃,小心翼翼的用毛巾包回家,我們四姊妹像打牙祭一樣分著吃。
如此來之不易的大饅頭,只要有饑餓的學生來訪,媽媽一定是先把一個整個的給他吃,我們四姊妹也都習慣了,再餓也不會吭聲。
記得文革武斗的一天傍晚,媽媽出井回家,剛要把兩個大饅頭拿出來,突然一個在重慶上大學的學生蓬頭垢面地闖進屋來,媽媽忙叫他洗手吃饅頭。就在這時,鄰居男孩跑來報信:“不好了,造反派到你家抓人來了”。媽媽急忙把兩個大饅頭和爸爸唯一的一件當家襯衣塞給那個同學,叫他趕快從后門出去,順著屋后的大山,往重慶方向逃跑。
好險啊,那個同學前腳跑進大山,造反派后腳就荷槍實彈的沖進我家。他們沒抓住人,把媽媽揪出去批斗了好幾天。
30多年后我們才知道,那個當年被媽媽冒著生命危險救了的大學生,成為了祖國的兩彈一星專家。
1978年9月,媽媽平反了,組織上問她有什么要求,她一不要錢,二不要房子,只要求能讓她在有生之年,好好地再教幾年書。所以,退休以后,她還留在學校繼續教了一段時間的書,盡管每個月只有2塊多錢的補助,她卻教得非常開心。
僅僅在義大煤礦,媽媽就教了30多年的書,從工人夜校,到職工子弟校,從掃盲班,到高中班,她教了煤礦三代人。上萬人的大煤礦,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她的學生,為此,她無比自豪,只是感嘆年事已高,拿不動教鞭了,所以總念叨:“這輩子教書還沒教夠,人生如復二世,我還當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