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媽媽好像就是為教書而生的，13歲上師范學校，17歲開始教書，60多歲離開講臺，風風雨雨半個世紀，從來沒有放下過教鞭。她教過的學生成千上萬，有專家學者，醫師教師，工人、農民、解放軍，真是桃李滿天下，怡然瓜果香。

媽媽今年86歲了，還常有學生來看望她。每次學生來訪，她都興致勃勃地談起這個學生的在校趣事，點名道姓地問起他們班其他同學的工作、生活情況。來訪者無不為之感動，佩服老師記性好。我媽媽卻得意地說：不是我的記性好，是我的學生個個都很乖，只是各有各的乖法。

中師畢業那年，正逢隆昌解放，她和她的同學們義無反顧地參加了解放運動、土地改革和征糧剿匪，然后，到義大煤礦創辦工人夜校、職工子弟校。眼看著學校越辦越紅火，考進縣城中學的學生越來越多，可學校的升學指標卻只有30%。媽媽極力反對，她非常自信地說：“我們學校的升學率至少能達到60%”。沒想到，這些話盡成了右派言論。

一夜之間，她從紅色知識分子，變成了右派份子，從高山之巔掉進萬丈深淵。殘酷的批斗和勞改，非人的身心折磨，但她還是拼命爭取到了“帶帽”任教的機會，她舍不下那些面臨畢業的學生。為了把挨批斗耽誤了的課程補上，她冒著加重罪行的危險，悄悄把一些學生叫到家里開夜車。令她欣慰的是，這些學生大多考上了縣城的中學，有些后來考上了大學，成為了專家學者。

文革開始后，學校經常停課鬧革命，媽媽面臨的批斗和勞改更加嚴峻，但她仍然不忘教書。我們家那盞15瓦燈泡下面的方桌子，常常圍滿了好學的學生，有時媽媽回到家，連站的力氣都沒有了，但她還是面帶微笑地輔導大家學習。印象最深的是，她把作文題目寫在小紙條上，以抓鬮的游戲，訓練學生寫作，還指導他們向當時非常有限的報刊雜志投稿。

自從媽媽被打成了右派，爸爸被發配到邊遠山區支農，家中經濟就十分拮據。我們姐弟四人正吃長飯，盡管時不時摘些野菜樹葉，甚至掏些白泥土來充饑，但還是常常斷炊。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媽媽也經常中午帶些農村的學生到家里來，哪怕是野菜稀飯，也要把最稠的那一碗給學生吃。要是有農村的學生病了，她就是借錢也要帶他到醫院去看病買藥。

文革期間，媽媽被勒令到300多米深的井下去勞動改造，上完課再下井，一個星期一次以上。在井下和男人們一樣辛苦勞動8個小時，能領到兩個大饅頭，她一口也舍不得吃，小心翼翼的用毛巾包回家，我們四姊妹像打牙祭一樣分著吃。

如此來之不易的大饅頭，只要有饑餓的學生來訪，媽媽一定是先把一個整個的給他吃，我們四姊妹也都習慣了，再餓也不會吭聲。

記得文革武斗的一天傍晚，媽媽出井回家，剛要把兩個大饅頭拿出來，突然一個在重慶上大學的學生蓬頭垢面地闖進屋來，媽媽忙叫他洗手吃饅頭。就在這時，鄰居男孩跑來報信：“不好了，造反派到你家抓人來了”。媽媽急忙把兩個大饅頭和爸爸唯一的一件當家襯衣塞給那個同學，叫他趕快從后門出去，順著屋后的大山，往重慶方向逃跑。

好險啊，那個同學前腳跑進大山，造反派后腳就荷槍實彈的沖進我家。他們沒抓住人，把媽媽揪出去批斗了好幾天。

30多年后我們才知道，那個當年被媽媽冒著生命危險救了的大學生，成為了祖國的兩彈一星專家。

1978年9月，媽媽平反了，組織上問她有什么要求，她一不要錢，二不要房子，只要求能讓她在有生之年，好好地再教幾年書。所以，退休以后，她還留在學校繼續教了一段時間的書，盡管每個月只有2塊多錢的補助，她卻教得非常開心。

僅僅在義大煤礦，媽媽就教了30多年的書，從工人夜校，到職工子弟校，從掃盲班，到高中班，她教了煤礦三代人。上萬人的大煤礦，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她的學生，為此，她無比自豪，只是感嘆年事已高，拿不動教鞭了，所以總念叨：“這輩子教書還沒教夠，人生如復二世，我還當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