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窗外的建筑工地上，藍色的身影在烈日下來回移動，短小的影子，似乎在敲著十二點的時鐘。藍色是那些工人衣服的顏色，是粗糙的勞動布的顏色。

去年年末的一個清晨，我在進行年終“大掃除”時，在墻角里拖出了一堆臟亂破舊的勞動布，確切的說是父親的工作服。我用加了洗衣粉的溫水泡了許久，有些斑跡終無法洗去，反而又給衣服添了幾分陳舊。末了，看著這一堆讓我無力以回的勞動布，也只好晾起作罷。

父親同他年紀相當的大多數農村人一樣，識字，會讀書看報，但談不上有文化。有強健的身體，但沒有一門絕活。他們年輕力壯時，正值改革開放，這些似乎注定了他們的漂泊流浪。二三十年來的漂泊，父親的行跡已布滿大半個中國。在西北荒蕪的礦山上采過礦，在東南多雨的大海邊捕過魚，在東北茂密的叢林中伐過木，在西南酷熱的煉鋼廠煉過鋼，還在許多城市建過房。沒有文化，自然吃不了“清閑飯”，沒有技能，只有靠身強力壯。像一個沒有盤纏的旅行者，在家的日子像暫住幾天旅店；又像一個被故鄉拋棄的浪子，只有歲末年初才會打起回家的行囊。陪他一起漂泊的，除了那一卷被蓋，便只有這一身藍的叫人沉悶的工作服。就是這一身勞動布，裹挾著他強健的軀體，下過幾百米深的礦井，翻過叢林密布的山野，煉過不計數的鋼鐵，漂過許多漁場。于是，這身布有了煤的黑、樹的脂、汗的臭、魚的腥，任我用再多家鄉的泉水，也洗不凈這身衣裳。

父親喜歡自由一些的工作，他不喜歡工廠嚴格的管理制度，所以他也就只有在不同的體力活間換來換去，而衣服依舊是一色的勞動服。從故鄉到千里之外的工作地，他穿著那一身藍布，或站或坐或走，來回奔波著。倘若他新剃了頭，看起來和勞教出來的人并無兩樣。工作服一套套更換著，歲月如書一頁頁翻過，最初他強健的身板穿起來“有模有樣”，而今，他略顯遲緩的動作和不再筆直的軀干，早已不堪歲月的沉重。

父親漸漸老了，在家休息的時候也換上了像樣的衣服，但在他臥室的行李箱底，總有一兩套陳舊的勞動服。不知何時起，父親喜歡一個人抽著煙發呆，不時還輕聲嘆氣。高中時我受政治老師的影響，一味地為改革開放的緊經濟成就歌頌贊揚，但每次我回家提到這些問題，父親總是更加沉默，倘若是在飯桌上，他便更加大口地喝酒。

那年暑假的一個晚上，我和父親在看夜間新聞時發生了爭執，我一度強詞奪理、滔滔不絕，等我的長篇大論平息了，父親深深地吸了一口煙，然后徐徐吐出煙霧，緩緩對我說道：“你還年輕，許多事不要那么急性子，許多問題還要多動腦筋思考”，接著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煙。那藍瑩瑩的煙霧，在空氣中緩緩上升，變化出許多奇怪的形狀。一個飛蛾飛過，把那些形狀吹得四處飛散，父親的頭在那煙幕的背后，眼睛直直盯著食指和中指夾著的大半截劣質煙頭。而離他不遠處墻角里的電視機正在播放著某省夏糧的豐收、人均收入的增長。靜默中我輕輕摸回房間睡覺。深夜，迷迷糊糊中聽到了父母房間的爭吵，細聽幾句像是為借錢的事，我豁然明白，原來父親一直愁我的學費。

此時，我反感別人把父親這樣的人稱作“農民工”，他們年初在家種下莊稼，大半年又在外地務工，農民和工人的活他們都做了，卻討回了一個兩不相屬、找不到身份歸宿的稱呼，并不是他們有意要背離土地。年初，父親又要外出了，可漁場的船主不要他了，礦山的電話打不通了，當年一起煉鋼的老鄉也不來找他了，他只有去工地打雜或留在家鄉修路。他真的老了。他逝去的青春，半輩子的漂泊，只剩墻角的一堆破舊的勞動布。失落的夜晚，父親總會在窗前吹起短笛，吹起他僅會的幾首曲子，有《十五的月亮》、有《九月九的酒》、還有《小白楊》。

不覺中車已到站，走出站口，天空一片蔚藍。遠處未完工的樓頂，又有藍色的身影，他們從哪里漂泊至此，又是多少孩子日夜守望的父親？蔚藍的天空映著藍色的身影算不算答案？迎面吹來燥熱的風，我縱步踏入來往的行人。

（備注：“留守兒童”是近年才提出并受到關注的，我是一個在長大時不知道自己是“留守兒童”的兒童。我無比的敬重父親和像父親一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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