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知道趕考這個詞，是指的明清兩代實行科舉取仕而來的。“考”而須“趕”，也可見其莊嚴、緊迫。還有一些神奇的故事，錢起趕考得佳句被取進士第一名，就是其中之一。說他一次獨自出門，夜宿驛舍，半夜醒來，忽聞窗外反復吟哦：“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不見人，疑為“鬼”。十年后，他上京趕考，詩題考的是《湘靈鼓瑟》，前面的內容他都一揮而就，只是結句橫豎寫來不滿意，突想起十年前聽來的這兩句，便用了作結，不想大獲成功。

這都是古典。看現代中國革命史資料，說毛澤東在1949年春，率領中共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向北平進發時也說過“今天是進京的日子，進京趕考去！”過去科舉時代趕考的內容都是古藉，據說，趕考前要熟讀甚至背誦三四十萬字的古藉，諸如“四書五經”之類，才能勉強應付。毛澤東說的當然不是指此，而是大有深意。在此前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就向全黨提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并告誡要經得起“糖衣炮彈”的攻擊。看來，毛澤東這里說的趕考，是一場特別的“趕考”，是一種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的嚴峻考驗，考的是革命者的人生觀、價值觀，革命者的意志、道德、節操，考的是能否跳出歷來革命中存在的那種“其興也勃焉，其衰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的大是大非問題。

果然，有些人在這場考試中沒有及格，眾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劉青山、張子善的因巨額貪污被“斬立決，殺無赦”了。雖然當初也有人為這兩個戰爭年代的功臣惋惜甚至說情，但它對全黨的警示作用遠遠超過事件本身，以后要想以身試法的人，也不得不有所顧忌。從自此以后的幾十年光景看，這場趕考遠遠沒有結束，應考不合格者大有人在，似有“前赴后繼”之勢。這無須舉例，只要經常打開媒體，就不時曝光出來。據國家檢察機關公布的數字，僅2011年就有2200名縣處級以上干部以貪污賄賂嫌疑被立案查處。那些趕考不及格的官員，各自應試失算的情況盡管不盡相同，但我想有三道試題是很考人的。

這三道試題是：權、錢、色，許多人不容易做正確。因為這三件東西太逗人愛了。“將軍本色是詩人”的陳毅在《手莫伸》一詩中坦率地指出“豈不愛權位，權位高高聳山岳。豈不愛粉黛，愛河飲盡猶饑渴。”這里他沒有說到“錢”，但以現在的情勢看，權完全可以換錢，當然也可以換色，不說也罷。面對這三道試題，為啥許多老革命家就能對答圓滿，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呢？還是陳毅在此詩中說得好：一方面“黨與人民在監督，萬目睽睽難逃脫”；一方面“第一想到不忘本，來自人民莫作惡。第二想到黨培養，無黨豈能有所作？第三想到衣食住，若無人民豈能活？第四想到雖有功，豈無過失應愧怍”。看而今不少作奸犯科的官員，他們或者對某些“監督”熟視無睹，或者對他們的升遷罷黜實際無權的“人民”不屑一顧，更沒想到“來自人民”，凡事應有所敬畏，難怪要在權、錢、色三道試題前昏了頭了。他們只想到乘改革開放之風，躋身于“先富起來”的行列而不及其它，“物必先腐也而后蟲生”，也是自然的，能怪誰呢？

西安碑林中，曾有一塊“官箴”刻石，上書：“公生明，嚴生威”字樣。我猜這所謂“官箴”是否就是“座右銘”呢？我們的各級機關要求官員的“兩個務必”、“十不準”之類的警示牌，豈止是置之“座右”，而是高懸在墻頭，醒目得很。雖說真正“務重實踐”的也不少，但只是作為擺設的也如過江之鯽。對于這些人，如果他能如曾子那樣“吾日三省吾身”，問一問自己：我面對權、錢、色三道試題，答合格了嗎？并按正確答案身體力行，也許在這場特別的“趕考”中便會立于不敗之地。也不會像寫得一手好字的胡長清那樣，“官箴”也許寫得漂亮，卻只能直到死到臨頭，才想起要祈求留他一條活命，他愿用他的書法免費“為人民服務”云云。畢竟像錢起那樣趕考的幸運，也絕不會在現代這場特別的“趕考”中奇跡再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