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知道趕考這個詞,是指的明清兩代實行科舉取仕而來的。“考”而須“趕”,也可見其莊嚴、緊迫。還有一些神奇的故事,錢起趕考得佳句被取進士第一名,就是其中之一。說他一次獨自出門,夜宿驛舍,半夜醒來,忽聞窗外反復吟哦:“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不見人,疑為“鬼”。十年后,他上京趕考,詩題考的是《湘靈鼓瑟》,前面的內容他都一揮而就,只是結句橫豎寫來不滿意,突想起十年前聽來的這兩句,便用了作結,不想大獲成功。
這都是古典。看現代中國革命史資料,說毛澤東在1949年春,率領中共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向北平進發時也說過“今天是進京的日子,進京趕考去!”過去科舉時代趕考的內容都是古藉,據說,趕考前要熟讀甚至背誦三四十萬字的古藉,諸如“四書五經”之類,才能勉強應付。毛澤東說的當然不是指此,而是大有深意。在此前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就向全黨提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并告誡要經得起“糖衣炮彈”的攻擊。看來,毛澤東這里說的趕考,是一場特別的“趕考”,是一種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的嚴峻考驗,考的是革命者的人生觀、價值觀,革命者的意志、道德、節操,考的是能否跳出歷來革命中存在的那種“其興也勃焉,其衰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的大是大非問題。
果然,有些人在這場考試中沒有及格,眾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劉青山、張子善的因巨額貪污被“斬立決,殺無赦”了。雖然當初也有人為這兩個戰爭年代的功臣惋惜甚至說情,但它對全黨的警示作用遠遠超過事件本身,以后要想以身試法的人,也不得不有所顧忌。從自此以后的幾十年光景看,這場趕考遠遠沒有結束,應考不合格者大有人在,似有“前赴后繼”之勢。這無須舉例,只要經常打開媒體,就不時曝光出來。據國家檢察機關公布的數字,僅2011年就有2200名縣處級以上干部以貪污賄賂嫌疑被立案查處。那些趕考不及格的官員,各自應試失算的情況盡管不盡相同,但我想有三道試題是很考人的。
這三道試題是:權、錢、色,許多人不容易做正確。因為這三件東西太逗人愛了。“將軍本色是詩人”的陳毅在《手莫伸》一詩中坦率地指出“豈不愛權位,權位高高聳山岳。豈不愛粉黛,愛河飲盡猶饑渴。”這里他沒有說到“錢”,但以現在的情勢看,權完全可以換錢,當然也可以換色,不說也罷。面對這三道試題,為啥許多老革命家就能對答圓滿,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呢?還是陳毅在此詩中說得好:一方面“黨與人民在監督,萬目睽睽難逃脫”;一方面“第一想到不忘本,來自人民莫作惡。第二想到黨培養,無黨豈能有所作?第三想到衣食住,若無人民豈能活?第四想到雖有功,豈無過失應愧怍”。看而今不少作奸犯科的官員,他們或者對某些“監督”熟視無睹,或者對他們的升遷罷黜實際無權的“人民”不屑一顧,更沒想到“來自人民”,凡事應有所敬畏,難怪要在權、錢、色三道試題前昏了頭了。他們只想到乘改革開放之風,躋身于“先富起來”的行列而不及其它,“物必先腐也而后蟲生”,也是自然的,能怪誰呢?
西安碑林中,曾有一塊“官箴”刻石,上書:“公生明,嚴生威”字樣。我猜這所謂“官箴”是否就是“座右銘”呢?我們的各級機關要求官員的“兩個務必”、“十不準”之類的警示牌,豈止是置之“座右”,而是高懸在墻頭,醒目得很。雖說真正“務重實踐”的也不少,但只是作為擺設的也如過江之鯽。對于這些人,如果他能如曾子那樣“吾日三省吾身”,問一問自己:我面對權、錢、色三道試題,答合格了嗎?并按正確答案身體力行,也許在這場特別的“趕考”中便會立于不敗之地。也不會像寫得一手好字的胡長清那樣,“官箴”也許寫得漂亮,卻只能直到死到臨頭,才想起要祈求留他一條活命,他愿用他的書法免費“為人民服務”云云。畢竟像錢起那樣趕考的幸運,也絕不會在現代這場特別的“趕考”中奇跡再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