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忌日，堂屋的桌上擺滿了雞鴨魚肉，豐盛至極。大哥一邊燒紙錢，一邊喃喃：爸，你吃吧，多吃點。活著的時侯沒有好吃的孝敬你，現在啥都有了，你盡管吃吧。邊說邊給父親的杯里斟酒。
25年前的這一天，父親高大的身軀轟然倒下，拋下衷愛了一生的妻兒，眷戀了一世的老屋，毫無反顧地走了，將老屋和一份永久的傷痛作為唯一遺產留給了兒女們。浩瀚蒼穹，星光無數。惟有父親臨走前那淚光漣漣的身影，像一道閃電，深深穿透我的靈魂------
父親是因貧困而走的。
青年的父親怎樣貧窮我并不完全清楚，只聽他講做長工，被抓壯丁，逃跑后直至解放，才遇到母親，才有了一個家。歡樂幸福的日子是短暫的。那是父親壯年時，也是我的童年時代。那段日子隨著人民公社“食堂化”的興起而結束。之后父親因勞累染病，從峰頂跌落谷底，窮困的日子就再也沒有離開過。
真正要了父親性命的，是1978年患上的那個腫瘤。毒瘤長在脖子上，起初一小點，繼而拳頭大，后來就像一只碗扣在那兒。因為沒錢醫治，父親就這么拖著，任病痛煎熬。患那種病的人，是需要大量營養的。可是，剛剛從十年動亂中走出來的社會，改革開放雖已開始，生活有所好轉，但剛剛起步，物資仍然極度匱乏，什么東西都憑票供應。農村有黃土，就啥都沒供應。農村人一年到頭連糧食都不夠吃，更別談吃肉了，稍好的人家殺一只雞鴨要等過年。當年我所在的村發生過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四口之家，大年三十吃年飯殺一只雞，男人看不夠吃，就找茬把兩個娃兒打去睡了。妻子看了生氣，也賭氣去睡了。他一個人竟把一只雞吃光了。后來他得意地炫耀說，過年他一家子殺一只雞，敞（打）開吃。可想那時吃的有多匱乏。缺吃少營養，加上毒瘤的啃嗜，父親的背開始往下駝，走路躬起了身子。盡管這樣，父親仍忘不了自家那“一畝三分地”，終日在地里勞作。每每看到父親那不能伸直的背影，就止不住心酸。1980年，我工作了，有了難得的幾斤肉票。星期天，特地到白沙場去排隊，買到了三斤肉。那一次，父親吃得很開心。僅僅買一回肉，父親竟念談了好久，說我有孝心，知道孝敬。其實比起他之于我的撫養與疼愛，于兒女的撫養與疼愛，那又算什么呢。有一件事我至今難以忘記。那年我讀初中，沒錢交學費，眼看就要失學，是父親從黃土里種牛皮菜，一背一背背到離家十多里的大橋場賣，一分錢一分錢的湊齊了學費。那時父親已經患病，整天咳嗽不止。但他沒敢絲毫懈怠，每天躬著身子在土里滾爬。那場天他用割草背篼裝了一大背篼牛皮菜，因為太重，背起來很吃力。我要去幫他，他只說，不用，去讀書，背上牛皮菜一個人去了。在過老屋對面的一道坎時，他兩腳發抖，下不去，只好將牛皮菜放下來，人坐在坎上，一點一點挪下去。看著他慢慢挪動的背影，我兩眼發酸，眼淚止不住往外滾落。從家里到大橋場十多里路，還有多少道坎啊，父親都得像這樣走過去。就如同他的人生，一路行來都是坎疙。父親真真正正就是一座山，再難也讓兒女有依靠；真真正就是一片天，再苦也要給兒女陽光。
毒瘤沒有因為父親的堅強而卻步。到1981年，父親已經被毒瘤啃倒，再也站不起來了。身體幾近枯竭，勞作時用力的右臂，只剩了一層皮包著骨頭，再也抬不起來了。但父親仍然頑強，用單臂支撐身體，貼著床沿起坐，自己照顧起居。
父親是1982年7月28日走的。臨走前的夜里，天空突然變臉，一道道閃電，在老屋上空炸響，慘白的電光，撕裂了沉悶的天幕。紊亂無序的風，卷著低矮的云，在老屋的頂竄來竄去。四野混天黑地，天空傾盆大雨，直到天亮才停。新婚不久的我去大橋辦事。臨行突然心有牽掛，拐入小路順道回家看父親。雖然三天前回家看過，但心里總隱隱不安。天尚早，母親和妹妹正吃早飯。見我到了，母親用淚眼沖我說：“你爸------在等你呢------”我沒有聽完下面的話，沖進里屋。病床上的父親已經奄奄一息，見是我，硬撐起頭來，一汪混濁的淚水從眼里滾落，喉頭免強擠出一點聲音。但那聲音太微弱，我終于沒能聽清。父親拼了最后一點力氣想抬起左手示意什么，但只動了動就無力地垂下了。父親走了。頓然，我感到山塴了，天塌了，感到了世界的猙獰。這時我方明白，晚上那場不期而至的大雨，和早上心里隱隱的擔憂，其實都是一種感應，生命和父愛的感應，它穿過時空，把一種深層的疼痛連在了一起。
父親離去讓我獨立面對世事紛爭，獨立面對我生命中所有的艱辛。在那一瞬間，我惶恐，害怕。我害怕面對的生活，以我之力難于撐起整個家。
父親留給我們的，除了傷痛，就是三間茅屋了。雖然是土墻草頂，常常晴天漏太陽雨天漏水，但它是父親一生的心血，是他的全部財富。草屋最早只有一間，是花幾十元錢從別人家買來的。后來我們漸漸大了，一間屋子實在不夠住，父親這才一挑一挑的挑土壘墻，花了一個多月，新蓋了兩間，這才有了他去世時的三間茅屋。雖然破爛，但在父親眼里，卻是能給我們溫暖和遮風避雨的家，所以特別珍愛。他自知來日無多，怕走后我與大哥爭屋子，一次我回去看他的時候，特別吩咐我，別跟大哥爭，別割裂（鬧矛盾）。臨走時他想示意什么不得而知，或許就是擔心三間茅屋吧。他哪里想到，在他走后二十多年里，老屋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就連我，也被后來的生活攪得眼花繚亂。父親走后不到十年，大哥就將三間茅屋換成了六間瓦房。雖然還是土筑的墻，但草頂變成了瓦頂，房間多了也寬了。當時大哥也很滿意，曾自豪有出息，父親辛苦一背子沒能住上的瓦房他住上了。可是后來看見左鄰右舍換上了磚混樓房，心里又不滿意了。三年前，大哥把六間瓦房推倒，建起了現在的一樓一底的10多間200多平方米的磚混樓房。砌了專門的谷倉，滿倉的谷子足夠吃兩年。添置了電視機電冰箱，用起了電話。院子里雞鴨成群豬滿欄，雞鴨魚肉天天有。
父親沒想到的，連我也沒想到。沒想到日子會變化得這么快，這么富足。我那一瞬間的害怕并沒有變成現實，家里并沒有要我去支撐，大哥一人之力就足讓貧窮遠去，將茅屋變成了洋樓。
父親那個年代，人們辛勤勞作，最大的愿望就是過上共產主義社會。當時的描述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父親當然不敢奢望，只想能填飽肚子，不過“瓜菜半年糧”的日子。他那里想到，僅僅過去三十年，兒女們不僅過上了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日子，頓頓吃上了白米干飯，桌上擺肉，嘴里流油，而且懷揣鈔票外出旅游。當年的主食紅苕玉米麥子全變成了豬的飼料。這樣的日子恐怕在父親的夢里也未曾出現過，他又哪里想得到呢！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社會更替是這樣，日子也是這樣。父親要是趕上今天的日子，那背還會駝，還會那么早的走？
父親走了，是帶著太多的遺憾走的。每每想到他那躬著身的背影，心里就隱隱著痛。
2008年7月31日于少岷花園
《四川文學》200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