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頂山遐想

石頂山又名石鼎山，位于合江縣與赤水市交界，因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發生在那兒的石頂山起義而揚名。八十多年后的今天，石頂山因其有造型獨特的懸崖旅館而再次成為周邊游客的打卡地。

春末夏初的一個上午，與三五文朋詩友相約來到了石頂山。

車出赤水市大同鎮開始上山，道路很窄，也沒有路標，尤其是離山頂不遠，水泥路也沒有了，只有泥石路，我們一行人只好安步當車。

呼吸著雨后的新鮮空氣，腳踏著川南特有的紅壤，我的思緒回到了八十多年前。

土城戰役之前，中央紅軍意欲從瀘州與宜賓之間北渡長江，向川北的紅四方面軍靠攏。

為策應中央紅軍北渡，1935年3月10日，瀘縣中心縣委組織發動了石頂山武裝起義。據有的資料說，這是紅軍長征中惟一一次為配合中央紅軍轉移而進行的一次成功的武裝起義。這支名叫“川、滇、黔邊區工農紅軍游擊縱隊”起義隊伍有200多人，由曾在19路軍任營長的楊其生任隊長，瀘縣中心縣委組織部長李亞群任政委，五通鄉公所精選中隊長趙欲樵任政治部主任。

在隊伍成立后的一個多月時間里，主動被動的進行了多次戰斗，在一定程度上策應和支援了中央紅軍長征，在川滇黔邊區播撒了革命的火種。

我初中語文老師趙元信的父親趙斐亞，與隊長楊其生是老戰友。1934年，趙斐亞以川北行委書記的身份，來到川滇交界的鎮雄、威信、古宋一帶策動兵變，與楊其生并肩作戰一年多。兵變失敗后，又與楊其生一道到瀘州尋找黨組織。那時，全省的黨組織都遭到了極大的破壞，瀘縣也沒有幸免。為了避免無謂的犧牲，二人分開了：趙斐亞去了下川東，留在瀘州的楊其生好不容易才找到了瀘縣中心縣委，便留在了縣委工作，后被中心縣委派到川黔交界策劃并領導了石頂山起義。

兩位出生入死的戰友在瀘州一別竟成永訣：1935年4月上旬，楊其生在一次戰斗中不幸犧牲；趙斐亞幾經周折，成為成都省會警察局局長何隆慶的秘書，在成都解放時協助省會警察局成功起義。后來兩次坐牢，被羈押三十余年，茍活到了上世紀90年代，以成都市公安局第三處退休人員的身份離世。

早死是幸還是不幸，個中滋味，誰能說得清楚？

政委李亞群突出重圍后，回到瀘縣中心縣委，后被安排到大渡口，參與領導了同年在大渡口舉行的未遂武裝暴動。瀘縣中心縣委在大渡口和豐巖上解散后，李亞群在合面遇到了趙欲樵，二人相約去了上海找黨中央。解放后，李亞群曾任四川省宣傳部副部長，趙欲樵曾任貴州省副省長、四川省政協副主席。

登上石頂山頂，只見遠處四周云海茫茫，云海中突出的座座山頭，好似漂浮在云海中的一座座郁郁蔥蔥的孤島，近處是茫茫林海，一叢叢的野花點綴其間。地勢險要處，有幾幢鋼木結構的小屋，從下往上看，恰似李樂薇筆下的空中樓閣。但它們不是當年游擊隊的宿營地，而是今天游客的打卡地。

想到當年的游擊隊，耳邊便縈繞起了《游擊隊之歌》。如果不去細思，這首歌的旋律是輕快而又激越的，歌詞是浪漫的而又夸張的，甚至還有點令人向往：我們都是神槍手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多神武；我們都是飛行軍，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多浪漫；在那密密的樹林里，到處都安排著同志們的宿營地---多愜意；在那高高的山崗上，有我們無數的好兄弟---多鬧熱；沒有吃，沒有穿，自有那敵人送上來---好安逸；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好巴適。

走在石頂山的小路上，環顧四周，我想：《游擊隊之歌》里面浪漫的的歌詞，作為宣傳、鼓動的一種手段，是完全很有必要，并且確實起到了激勵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的軍民捍衛國土、痛擊日寇的斗志。但絕不要天真地將歌曲與現實等同起來，且不要說槍林彈雨，血雨腥風，就是讓人吃跑了毫無風險的空手從一個山頭到另一個山頭，誰能堅持幾天？

   回首戰爭，是因為珍愛和平。石頂山再漂亮，也只適合游玩。

山頂上，同行者都紛紛用手機拍照，我又陷入了沉思：八十六年前，楊其生們明知道起義后兇多吉少，卻仍然義無反顧。是什么信念理想支撐著這群年輕人舍生取義？用現在的話來說，那就是信仰的力量，初心與使命的力量。

烈士的鮮血，澆灌了石頂山上的青松翠柏；感人的故事，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川黔兒女。

這，就是我游石頂山的遐想和由此而產生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