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伍松喬)
熱 鬧 之 最
家鄉富順縣的老百姓喜歡看熱鬧，熱熱鬧鬧地看熱鬧。
熱鬧之最或者說看熱鬧之最是什么?你猜猜。
很多人都沒猜出來。熱鬧之最，不是過大年耍龍燈舞獅子，不是端午節劃龍船搶鴨子，也不是露天壩放免費電影、街頭圍觀爆米花、飯館門口逗酒醉鬼……這些都不是。
熱鬧之最是——看殺頭。準確些說，是圍觀處決犯人。
很早很早以前，殺頭是用大刀砍，后來熱兵器出現，便用子彈了，叫槍斃。再后來，從人道主義出發，也不打頭了，而是從背部射入洞穿前胸，干凈利落。人們叫慣了，仍然喚作殺頭，在川南又稱“敲砂罐”，把人的腦殼，比喻為砂罐，表明它的不堪一擊。
家鄉稍大些的人恐怕少有未曾看過敲砂罐的。一有刑事，眾人雀躍。即使像我這樣不喜歡湊熱鬧的，記憶中也有過好多回耳聞目睹的刑場紀實。
第一次是五十年代末在縣城西面的羅漢洞廣場，不知道為什么讓我們小學生也去參觀。被殺的是一個記不清姓名的歷史反革命分子。宣判前，他一直垂著砂罐彎腰站著，當審判長把我以往只在戲臺上看過的寫有犯人姓名的紙“標子”用大紅朱筆一勾，扔下臺來時，他突然掙扎起來，大呼“冤枉”“冤枉”。早有準備的刑警將這犯人挾緊拖往廣場一角，他一路喊冤不止，后來競呼叫了一陣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這使同學們大為驚詫困惑。老師說，這充分表明了階級敵人垂死掙扎的狡猾性。
第二次是六十年代初，犯人姓曾，是剛解放時本地的土匪頭子，他和原國民黨七十二軍六九七團起義部隊中的一些人勾結，殺害了27名解放軍派到該團的軍代表。曾犯是潛逃多年終于落網的，大約自知惡有惡報，一聲不吭就進了地獄。刑場上沒有高潮，好些人都說看得不過癮。
這兩回都是先開公審大會然后就地正法的，進場有組織，場外有崗哨，秩序井然。非組織的閑雜人等只能遠遠地翹首觀望，等那一聲或數聲槍響之后，方才縮回長伸著的脖子。
像這樣的情況，多數觀眾看不到“敲”，就退而求其次看被“敲“后的尸體。不知道是不是有意示眾，尸體常常要擱置一兩天，人們便趕來圍觀。尸體大多是用破席子草草遮住的(后來改為塑料布)，其實只看得到一雙穿鞋或不穿鞋的腳，但人們仍絡繹不絕。娃娃們則在附近搜索，巴望找到一兩顆子彈殼。
大約因為看熱鬧的人太多，后來改變了方法，開會歸開會，正法歸正法，公審宣判完畢再用汽車押赴另外設置的刑場。刑場設在城郊鄉下，開頭是固定的地方，那樣事先趕去等候的人仍然多，又改為在幾處適宜的場所臨時選定一地。同時聲東擊西，囚車開出一程再突然變換方向，甩掉沿途跟蹤的圍觀者。雖然如此，畢竟縣城地盤不大，公路出口也僅只三處，老資格、有內線的熱心觀眾總能十拿九穩、及時到達。
大多數人失掉了現場目擊的機會，遺憾之余，便用了同樣的熱情轉而夾道圍觀死囚游街了。
縣城的主街道只有沿沱江這一條，叫正街。路又狹窄，車行極慢，警燈閃閃也無濟于事。插著死刑紙標、五花大綁的犯人于是便有了被人們仔細觀察細加評說的最后大曝光。“文革”年間，亂世大用重典，敲掉的砂罐甚多，本地和外地的宣判布告過一陣就遍貼街頭。上等的道林紙、大幅鉛印、密密麻麻的紅叉叉，看得人驚心動魄。布告作為殺頭、游街的補充，成為一種時尚刺激的大眾讀物，甚至夜深人靜，還有讀者拿著手電筒在細細觀看。
我所見過的縣里最壯觀的刑事，在1970年代初期，是當時已不多見的大會、執刑二合一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原因在于：犯人張某本身就是一名法官，案情又是奸污女知青。男女、政治，把人們的好奇心推向了高潮。傳說此案又極富戲劇性：本來只是作某種內部處分的，張某不服，申訴、上訴，每次都加重，最后一次撞到了上邊嚴懲迫害知青罪犯的風口上，于是從重從快，而且大張旗鼓。
這一天的富順，人人言必稱張某，傾城而出，萬人空巷，四面八方，大路小路，蜂擁而至，人山人海，把會場兼刑場圍得水泄不通。我們后去，已經執行完畢，只見到死者鄉下的妻子帶著親戚，已把張某尸體用草席裹扎，綁在滑桿上往老家抬，這樣的惡死者，不能進家門，要直運到墳地去。尸首上綁了只大公雞，據說是驅邪用的。這次槍決的地點令人費解地安排在城北十字嶺我們母校、縣里最高學府富順二中的大操場上。四周的莊稼地不消說被踩得一塌糊涂，百米跑道的終點旁，便是行刑之處。后來那一叢草長得特別野，同學們看了又惡心又害怕，再沒人敢起早貪黑去跑步了。大操場的草坪是歷屆學生鍛煉、散步、看書、聊天的好去處，早戀者們也在這里留下過若干青春浪漫的故事，槍聲一響，莘莘學子記憶之中關于此地的綣綣詩意，從此蕩然無存。
對于殺頭之事，最為熟悉的大約要算我的攝影老師、老領導稅清燮了。他是縣委宣傳部資深的新聞老干事，富順通，幾乎每次行刑他都享有搭小車親臨現場的特殊待遇。我離開縣里后又重逢，他搖著頭，為罪犯的“年輕化”深感不安。還說，有些娃娃簡直不把敲砂罐當回事，一次去拍照，認得他的一個馬上就要掉腦袋的小子竟大咧咧地喊：“喂，稅師，照巴實點喲!”
能如稅老師這樣憂慮的人畢竟太少，更多的是為之興奮，為之“安逸”。
殺一回人，便要令民間輿論為之沸騰好一陣。逢年過節前，常要“嚴打”，有人會早早便念叨起來，這回又該殺他龜兒子幾個了！倘若沒有，便大失所望。我以前常去的一家理發店，店主梁師傅便是這樣的癮君子。他把手里雪亮的剃刀在人腦殼上揮舞晃動，一邊繪聲繪色轉述他爺爺他老把子(父親)一輩傳下來的真資格的“斬首”盛況，又口若懸河地講縣里這些年敲砂罐的事他看了八九成，尤其喜歡吹他曾經看過的槍決年輕女犯的故事。旁邊的人聽得眉飛色舞，便給店主敬煙。梁師傅的理發店生意特別興隆，每次去都勝讀十年書。關于張某一案，我曾聽他極神秘地報道：周總理對此有批示，是三句話：執法犯法，為何不殺?就在二中殺!這樣顯而易見的民間創作，后來竟全縣傳遍，至今猶為人津津樂道。
我曾經以為富順老鄉才喜歡看殺頭，后來發現各地人等都有這樣的業余愛好，都有講不完的此種故事，不知它是否可以歸于警匪片一類的社會刺激與某種渲瀉?
去年出差還聽到這么一件事，一團伙四方為害，罪在不赦，市里本來想集中執法，以滅罪犯威風，但遭災之處的各縣皆不平，出面力爭，最后分而殺之，皆大歡喜。
懸 劍
每個中國公民，由小到大．不知填寫過多少個人表格，如果這種文書也可以算是一種寫作的話，我們都可以稱得上著作等身了。
從懂事開始．形形色色的表格中必不可少的“出身”這一項，使我感到困惑、自卑和沮喪，成為自己心靈深處揮之不去的沉重陰影、頭頂上一把希臘神話中用馬鬃系立的達摩克利斯利劍。
我不止一次地向居委會小組長，向班主任，向少先隊輔導員、團支部書記，向公社知青辦干部、招工招生負責人、單位領導、工宣隊長，向數不清的管過我的多少有些權力的人們為自己的出身解釋過：我的父母解放前讀書，然后教書，作銀行職員，未參加任何反動組織，解放后在人民銀行工作。我從小和父母在一起，靠他們的工資生活。我父親的父親是地主，我從來沒有和他在一起呆過，甚至長期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確實如此，父母要讓子女徹底劃清界限)，而且，他在我幾歲時便病死了。我母親出身貧民，我祖父的父親是手工業者，屬于勞動人民……一句話，我的出身應該是職員，是“人民內部”。
當初是有過這政策的，但政策是由人掌握的，政策是在發展變化的。聽我解釋的人或者微笑，或者點頭，或者皺眉頭，有的人根本就沒興趣聽下去。但他們都對我說“相信組織嘛！”都眾口一詞地向我背誦“有成份論，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現”。
我知道這是階級路線(很多年之后我才覺察到，從理論上講，這種“成份”觀，應該是對本人的成份而言，并非指出身)，但我不知道中國文字組合的玄奧與厲害，在多義并列天衣無縫的詞語組合中，實際上它的真正含意只在其中的某—部分某一極端。
于是，我的出身終歸由曾經填過的“職員”改為“地主”，就像有的同學不露聲色就把“手工業者”演變為“工人”，把“干部”提升為“革命干部”一樣。
我并未充分意識到或者說不愿意正視，隨著階級斗爭的弦越繃越緊，因為這種出身，自己便入了另冊。我真心誠意地相信形形色色的組織的化身，相信那些人的許諾。
父母是過來人，知道那把劍的威力，但他們無能為力，也不忍心向涉世未深的子女點破。總是說：要靠自己啊!還不時地敲打著：夾緊尾巴作人喲!這是青少年時代我所受到的家庭教育的主旋律。
自古華山一條路，置之死地而后生。我學會了競爭，我意識到沒有救世主，我的上帝只能是我自己。
最平等的競爭是考試和體育比賽，我在記分簿、名次表和運動場上證明了自己的存在與出身無關。當“困難時期”結束、政治氣氛有所緩和的時候，我作為一個才上初中一年級的學生，極為難得地成為富順二中校史上年齡最小的學生會副主席。選舉是次要的，關鍵是被提名為候選人和學校寫的簡介。我激動地發現我的簡介是最長的，評語極佳，學校似乎真心用我來證明“全面”貫徹階段路線的必要性。
我很快感受到了班上一些出身好的同學的不愉快，尤其是某些貧下中農子弟中的團員、干部。他們是窮困的，但又是富有的。報紙上，廣播里，老師講話、校長報告中，都把革命接班人的重任明確無誤地賦予了他們。他們的頭上沒有懸劍，只有光環與桂冠。
母校富順縣第二中學高1965級的高考大豐收給學校增添了無尚榮譽，這個主要是縣城學生的年級升學率達到百分之八十多，有好幾位與我類似出身的人都考上了大學(父母有向題的則幾乎全軍覆沒)，這使我感到幾分希望。
另一件出風頭的事情也使人高興。我在幾所體育學院在自貢市舉辦的中學生招生選拔賽(縣里只有我一人參加)中一氣呵成地拿下了田徑
我的這些翹尾巴長翅膀的行為，無疑是典型的“白專”思想，老師和組織及時地把我從星空的虛無拽下紅塵。
我的入團申請書未能通過，只差一票。團支部說：“不要緊，重在表現”。我心悅誠服地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并且按照“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的教導，自覺地把自己的缺點錯誤與我那不曾相識的祖父掛鉤。我努力加強自我改造，把自己的飯票悄悄放在口糧不足的貧下中農同學的課桌里，假期又主動去農村同學家里參加勞動。我當時的日記中，充滿著深深的自我懺悔。我的入團申請書終于又被討論了一次，仍然是只差一票。這使我無所適從。后來，當我終于戴金紅色團徽的時候，它的光輝在我的眼中已經黯然失色——一個要好的團員悄悄告訴我，前兩回討論
比這更為嚴峻的是比我們高一屆的高1966級的前車之鑒。
高六六級是后來被稱作“老三屆”的全國數百萬中學生里的最不走運者。革命浪潮席卷“修正主義教育制度”，首當其沖、最先被送上祭壇的羔羊，又是高六六級中那些出身不好的人。這時候，“查三代”已經是政審的基本要求，祖父、父母已經沒有任何差別，“孝子賢孫”、“反動后代”的內涵確切，外延極寬廣。高六六級學生在作完參加高考的全部準備之后，被分為兩大部分，出身過硬的工農子弟被組織起來到農村搞“四清”，出身不好的則被遣送回家，一道鮮明的鴻溝，已經作了再清楚不過的劃分。尤為可悲的是在為高考擬就的人頭檔案中，還把學生明確分“類”，共四類，由好到壞排列，其根本依據也是出身。為數不多的第四類統統落到出身不好的人頭上，這些人的鑒定明確無誤地寫明了“絕對不錄取”。少數品學兼優的出身壞而表現實在不好挑剔的人，被放寬列為第三類，但對他們的填報志愿，則嚴格限制為非重點地區的非重點大學的非重點專業。未赴沙場身先死，未上法庭即宣判，這種草菅人生的所謂政審，僅憑學生孰紅孰黑的驗血單，輕而易舉地粉碎了多少黃粱美夢。
“絕對不”！
這對于排在第四類的人，已經不是懸在頭上搖晃的劍了，它已嗖然落下，直取腦門。目睹其中我熟悉的一些個平素活躍、各方面都不差的明星角色，他們滾滾落地的“首級”，令人膽戰心驚。
接踵而至的“文革”烈火，使玉石俱焚。對于高考的廢除和大學的停辦，黑名單上的學生抱著一種難以言狀的復雜心態，他們平靜地接受了這一事實，甚至懷有一種幸災樂禍的心理，同歸于盡畢竟也是一種“公道”。
造反了。天下大亂，另冊猶存，而且被濃墨重彩地重描一番，加上了一個具有時代特色的國罵：黑五類（子弟）、狗崽子。紅衛兵橫空出世，紅旗紅書紅袖章，基本的條件就是出身“紅”。
形勢發展，派別林立，紅五類也開始搞統一戰線了。黑五類子弟便紛紛投靠各派紅五類，以求自保，小心翼翼地成為“外圍”。只能是外圍，某一派一旦抓住對方陣營中的“黑”手，那一方便輸了幾分。
在富順二中，曾有一張十分有名的大字報，針對對方有“小土地出租”這樣一種出身的成員進行攻擊，全文是八句頗妙的順口溜：“階級社會人有種，你姓富來我姓窮。你是破產小土地，我是翻身貧雇農。黑白早已分勝負，魚目豈能混珠珠?十字嶺(學校所在地名)上春雷動，庸人癡夢一場空!”極富戲劇性的是，這張傳誦一時的大字報的幕后作者，竟是高六六級一位“絕對不”的狗崽子。這位難兄為人捉刀的這篇杰作，實際上是先打了自己一記耳光，但他對此卻頗為得意。這和文革之前，黑五類子弟拼命表現自我作賤的勁頭，真有驚人的相似。歷史就是這樣簡單的重復。
我在文革之中有一個逍遙——活躍——逍遙的過程。
天文之夢作不成了，便轉而熱心地理，收集了好多分省的地圖，未知的大地代替了星空的吸引力。乘串連之風，我決心要跑完祖國的大好河山。我沒有資格被接納為任何一派的紅衛兵，便獨自成立了“紅一兵戰斗組”，懷揣“公”章，照著地圖免費旅游。頭一回到北京朝圣，火車上竟被趕了下來。那是因為重慶大學的紅衛兵為了“保衛毛主席居住的偉大首都”發起的列車政審。他們逐一盤問乘客的來龍去脈，首先自報出身成份。問到我時，底氣不足，心中發虛，忙解釋祖父父親曾祖父那一套，未及說完，便被驅出車廂，身后是“老子革命兒接班，老子反動兒混蛋……”的造反軍歌。我們那節車廂遭逐的賤民竟有三分之一多。其實，這種盤查并不要你出示任何證件，口說為憑，而我們一個個就都坦白交代，壓根兒未曾想到胡扯一通蒙混過關——那時的人就這么老實、天真！我們這群遭放逐的人在望不到頭的鐵軌上走了半天，然后各奔前程。同行一位重慶四中的學生說他沒糧票了，我毫不猶豫地便將自己的40斤全國糧票分了一半給他，這在當時要算一筆不小的財富。我曾想，素不相識的他可能渺無音訊，但串連回家，糧票已經寄回來了。
地理學學得差不多的時候，我被收容進了學校一派組織之中，又開始了文學的沖動，在舞臺、小報上練字磨筆。當然，談不上真正的創作，主要的功夫是罵對方不“忠于”，自己這派“三忠于”。節目、文章寫多了，在縣里也有了小名氣。我們這一派曾一度走紅，受到過本地解放軍的支持，但那把劍并未因此遁形。1968年文革中首次征兵，我也奢望過金珠瑪米頭上那一顆閃閃的紅星，結果和“絕對不”一樣。
當20歲生日降臨之際，我已經是個掙工分的鄉下農民了。
“同樸素的人生活在一起可以純潔靈魂。”這是當時放映的阿爾巴尼亞一部影片中的一句話。插隊落戶之后，我和身邊這些過去窮現在還窮的貧下中農相處得十分融洽愉快。我發現這些紅五類全然沒有學校那些以紅五類子弟自居的人那種不可一世、驕橫跋扈。愈和他們比較，我便愈加反感后者。腳踏實地的本份農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們的胸懷有著土地般的博大與寬厚，他們的心靈接近自然，保留著“人之初”的善良與純樸。
廣闊天地當然不是世外桃源，知青們在農村處境的分化，尤其是后來招生招工激烈競爭中發生的形形色色，出身都是一條生死攸關的鴻溝。我們一起下在富順縣永年區張灣公社新興一隊的6位知青朋友，返城的先后差不多是以出身的好壞程度為次序的。
與出身有關的悲喜劇演出得太多太多，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卻還是在中學時代的那些事情，那種叫人透不過氣來的緊張氛圍。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滿以為一路陽光，卻不料刀光劍影。那些“春天的花朵”、“小船兒輕輕”、“八九點鐘的太陽”不是為所有青少年準備的。
記憶猶新的是純潔心靈的最初創傷。
嚴格的說，我只屬于“灰”某類，我的經歷并不典型，遠遠沒有被卷入漩渦中心，被推入深淵底層。縣里幾個大戶地主的后代，有一些人曾經是我的先后校友，他們除掉出身而外，家庭中尚有關（押）、管（制）、殺（頭）以及海外關系，哪怕成績再優秀，表現再努力，甚至有令人羨慕的琴棋書畫之類特長，他們命中注定就是“絕對不”，父輩的罪過必須由他們來償還。
這些同學給我的印象都是情緒陰郁的，他們也佩戴過大紅花，但那是在文革前的幾次人數不多的上山下鄉的“歡送”會上。下鄉之后，他們中的一些人以難為爛，可以說是墮落了。本份些的，娶山女為妻，默默當閏土。還有死于非命的，我們的一位數學老師鐘貞偉，是當地有名的大地主鐘氏的后代，他很有才華，高中畢業(自然不能升學)便被有憐才之心的裴既清校長留在本校高中代課。他講課簡明扼要，說話有淡淡的苦澀幽默，打籃球是教師隊的主力。學生們很尊敬他，但他卻和任何同學都保持著距離。他后來被清退了，靠拉架車為生，拉車從學校經過，便低了頭一聲不吭。沉重的架車不知為何有一天竟在一個斜坡上從他身上輾過，他一聲不吭當場便被車上滿載的條石砸死了。新時期到來，對
辛苦遭逢源一論——唯出身的血統論，很難說什么人該負具體的責任。社會每進一步都是需要付出代價和有人犧牲的。我不相信“逆境成才”的鬼話，一個國家只有為盡可能多的人提供盡可能好的順境，才有希望。
學校的老師中有不少是出身不好的，他們的不幸在另一外層次上進行。曾經有幾位教師，“左”態可掬，比誰都革命，歧視折磨出身不好的學生肆無忌憚。文革時，從大字報上才發現他們自己的出身其實也壞。這一類人，要么是心理變態，要么是品質有問題，二者可能得兼，他們給我留下了極惡劣的印象。造反時，這些人大多被自己平時“鐘愛”、討好的紅五類子弟賞過階級覺悟的耳光，戴了狗崽子的高帽，打翻在地，這對他們扭曲的人格與心靈，或許倒是一劑矯治的虎狼藥。
在離開十字嶺之后，我們高1967級2班的同學、老師終于聚會了一次，時間剛好是一首歌曲中所唱的“過了二十年，我們來相會”。
青春不再，人到中年，相逢一笑。當年的恩怨，連欲說還休的興致也沒有。介紹各人的現狀時，我用12個字為自己作了概括：新聞記者，作協會員，共產黨員。
言猶未盡，我又說：我們老三屆該是無花果，沒開花，但該有果。
出身不同的同學們在20年的后10年終于有可能站到了機會均等的起跑線上，各盡所能地耕耘，各得其所地收獲。
環顧熟悉而又陌生、變得如此狹小的陳舊教室，舉頭張望，那夢魘多年的達摩克利斯、已經無影無蹤……
鑄劍為犁！
我們的后代，后代的后代，不該再受無謂的愚弄和摧殘了。
有 戲
長達十年的時間，在中國的舞臺上就只有幾出“革命樣板戲”。就看樣板戲也罷，全國也就那么幾個“樣板團”，廣大觀眾也是遠水解不了近渴。1970年代初期，乘著“普及樣板戲”之風．各地紛紛以“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的名義，趁機恢復和新建里眾多的劇團、文工團，走村串鎮，煞是熱鬧。我當時在川南富順縣里的知青中被認為是支筆桿子，既然是筆桿子，也就應該會寫劇本、編節目，于是招工后便進了縣宣傳隊，充任專職創作員。
我在宣傳隊呆了四年，這四年大體是知青生活結束到“文化大革命”告終恢復高考前的過渡階段。小舟泊岸，知向誰邊?全然不知道還會有今天這樣壯觀的海闊天空。當時的所謂“創作”，是再僵化不過的機械作業，大好光陰，除去正二八經講戀愛以外，便只有散散淡淡地在戲窩子里看戲了。
城里人難侍候．不把宣傳隊放在眼里。縱是演的樣板戲又怎樣，比浩亮、劉長瑜、袁世海他們差之遠矣。我們宣傳隊是由新招的知青加上老川劇團的一些人組合而成。以樣板戲為主，也慢慢夾雜些歌舞節目，樣板戲既唱京戲，也移植為川戲。城里的觀眾給取了個外號叫“京歌川”，喻其非驢非馬不倫不類，領導聽到卻大喜，在總結工作時把它解讀為群眾對宣傳隊“一專多能”的“生動贊揚”。
宣傳隊真正得意的場所是在鄉場上。每到一地，總有轟動效應。海報一貼，農民過節。人人喜氣洋洋，呼朋喚友，邀親結鄰，“今晚黑有戲！”“明天來看午場!”氣壯如牛，仿佛這戲班子是自家辦的。街上店鋪小攤的生意，不消說也水漲船高，陡然熱鬧起來。
鄉鎮上有劇場的不多，但幾乎都有簡陋戲臺。臺下是露天院壩，多功能，逢“趕場”物資交流、收割時晾曬農作物、領導需要則召集群眾開大會，再就是放電影、演戲。鄉下人看戲，多半是這樣的壩壩戲，中國的戲曲表演藝術，大約都是從這一類場所中走過來的，至今也還離它不得。
演出自然是有鐘點的，但并不嚴格。農民有自己的“太陽牌”表，太陽落坡了，這才邀邀約約有說有笑地上路。戲臺上等急了，便敲鑼鼓，叫“鬧臺”。一而再，再而三，第三通響，相當于最后通牒：再不來就開演了！鬧臺鑼鼓催得途中疲沓街上遛達的人緊了腳步，從四面八方蜂擁而至，壩壩里便開了鍋。
戲臺下面總有些板凳椅子早早占了地盤，能入座的多是當地有頭有腦有場鎮戶口至少在場上有親朋好友的。入得座來，便滿面春風，左顧右盼，就像現在能享受什么豪華包廂、或是能坐進高檔轎車翹二郎腿的人一樣。
場內多數人得站著，坐立之間，免不了有落差。坐立結合部的摩擦，是劇場秩序混亂的熱點，猶如當今世界的波斯灣。還有一種熱點，比坐立的糾紛遠為悠久永恒、超越階級矛盾路線斗爭、人類產生便與之俱來的，是異性的相互吸引。哪一處地方都有眾所公認的男女風流代表，他們衣著超前，舉止驚俗，當時被稱為“操哥”“操妹”。操妹的旁邊，總有操哥去挨挨擦擦，操哥操妹的旁邊，總有望梅止渴熱心起哄的潑皮后生“打圍”。臺上演戲．臺下也演戲，各有各的角色。到難以相安之際，負責保安的“紅袖章”也無濟于事。不用擔心，這時總會有尊神出動，往往是當地鄉村干部中權威極大、名氣最響，且能出口成章、妙語連珠、“葷”“素”俱來得的角色(總有這樣的人)，跳將上臺，極老練地彈彈麥克風，朝臺下指名道姓日媽搗娘一番，于是百姓鼓掌，然后秩序井然。這彈壓有功的領導上得臺來，往往也就不再下去，蹲在臺角，將半個屁股吊在臺邊，顯示著某種威儀。也有控制失靈的時候，那領導便指揮臺上掉轉追光燈，極強的白光掃射過去，將場子里那些不安分者“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曝光法有效也有限，最大的副作用是引得光圈之外的觀眾波浪般起伏張望，陣陣起哄，這又釀成新的混亂。其實，最好的方法是無為而治，你鬧你的，我演我的，鑼鼓、管弦、唱腔、歌舞、嘈雜、調笑、吆喝、龍門陣，匯成壩壩戲獨有的烏合之聲，它的獨特魅力與刺激，令觀眾如魚得水，好歡喜，好興奮！戲臺下的這種熱情與演出的內容全然無關，決不意味著對節目的某種抬舉或是褻瀆。
農村是廣闊的天地，過于廣闊便生出無端的寂寞，好容易湊到一起來了，不擠一擠、笑一笑、熱一熱、鬧一鬧，更待何時?
最令人們激動的是演出時突然停電。“——啊”的一下眾聲齊喚中，包含著遺憾，更多的是驚喜。全場頓時活躍，人們一邊“操”著供電所的八代祖宗，一邊相互敬煙點火，伸個懶腰，結伴上廁所。最高興的是青勾子娃娃伙，從大人挎檔下滿場竄，裝出尖聲鬼叫。最扎勁的呢，當然是青年女子身邊的那些青年男人，大聲地發表劇評或者其它演說，竭力引起目標的注意。也有不聲不響趁黑搞小動作的，引起“花叢”中不時喚出幾聲驚叫和咒罵，宣傳隊的青年曾有奮袖捋臂想要挺身而出的，卻被當地干部制止，說是“不告不理”，一個巴掌拍不響，龜兒子些就這個德性。果然，也當真沒有人來求援告狀。久而久之，聽出那女聲叫罵，竟帶著幾分得意和歡喜。壩壩戲是決無退票一說的，停電太久，鄉里便會張羅出幾盞煤氣燈之類的照具來，湊合著往下演。有幾次還差十來分鐘便要結束了，索性指揮臺下亮出眾多電棒(手電筒)，胡亂罩住舞臺，演完了事，觀眾散場，反說今天看得安逸。
宣傳隊的“創作員”，有也不多，無也不少。演《平原作戰》了，是新起的準樣板大戲。演員不夠，領導找到我，客氣地讓我“支持”一個角色，并大方地任我在革命群眾和日本軍官中二者挑一。我僵腳僵手的，上臺即出丑，但隊里醫生、會計、美工、道具師傅都上陣了，尤其讓人不能推卻的是領導本人也已身先士卒扮了個鬼子兵。于是，爽快地叛國，穿上了日本軍官的黃呢大衣。劇情中我這中級軍官能指揮宣傳隊領導扮演的日本兵，但在更高階層的皇軍司令面前卻只能低頭“嗨噫”、“嗨噫”(是、是)，這也是我僅有的臺詞。一次在琵琶場演出，這是個樓閣式的戲臺，高高在上，隨鑼鼓出場之后，看領導在我面前低眉順眼畢恭畢敬的模樣，忽然忍俊不禁，表情錯位。一旁的司令官見勢不妙，連罵我幾聲“八格牙魯”(混蛋)，這是臺詞之外的提醒。我更感滑稽，竟樂不可支地放聲大笑起來，笑得渾身哆嗦，難以自控，只好一聲嗨噫趕快轉身退下場去。按老規矩，這叫塌場，是嚴重的事故。當時沒有獎金，也就無從經濟懲罰，只是撤掉“官”職，讓炊事員取而代之，極寬大的了。后來又演《杜鵑山》，也是大場面，我又被等而次之地充任匪兵。匪兵比軍官其實更難，要會踩著鑼鼓點子跑龍套，還得弄槍弄棒一番，最終被英雄人物雷剛的大刀或柯湘的神槍解決。無奈個人素質實在太差，一排練便亂了大家的陣腳，只好慚愧退出，從此不登大雅之堂。
老吃單位的閑飯，心中有愧，便自告奮勇去幫忙收票，無意之中，長了不少的見識。
在劇場守門，真是個好差事，可以使人如觀走馬燈樣允分領略到一個地方一處社會的形形色色。做作家夢的人真值得來這里把細打量：你可以看到小官太太比小官更神氣，賣肉的比賣鹽的更威風，種皇糧的比吃皇糧的更謙卑，民辦教師比公辦教師要寒傖，講戀愛的比偷情的更拘謹……琳瑯滿目的各樣人等從面前走過，走過一部鄉鎮風情長卷，不同形態的衣著、姿式、風度、語言、動作，活現出各自不同的社會角色。
讓我感覺最為有趣的是觀察那些混票者——每場總有幾十上百個這樣的勇夫與智者，他們總有辦法終歸能從你眼皮子下大搖大擺地進去，你枉費心機想要堵住是無論如何也辦不到的。
地方領導以及和宣傳隊業務、生活直接相關的公安、供電、廣播、銀行、食品站、供銷社等等部門單位，不消說是必須打點的，其中的重要角色光臨，宣傳隊頭頭還必須上前恭候。這些人都是早早便送了票的，但他們的親屬呢?宣傳隊住在某家旅館，服務周到的服務員帶來的人呢?今天你去衛生所打了針，醫生來了總不能不給面子吧?昨天才拿著批條在商店買了牌價肉牌價煙，眨個眼睛就認不得售貨員姐妹了嗎?還有，都是一個縣的，宣傳隊成員在鄉鎮難免沒有個三親六戚，這應該算是“內部”吧?劇場里總住有人家，他說他就住里邊你難道一個個去查戶口?看他提著吃食手端茶盅趿著拖鞋，大大咧咧地向你點頭八成也真住里頭。至于那些既楚楚動人又落落大方的本地西施，你能忍心拉下臉給人家過不去么?再有一種既非領導又無實權也沒關系且貌不驚人的，死死糾纏，最終你煩了，還得讓他進去“找人”。其實，各路諸侯都不是掏不起那一兩角票錢的，能在眾目睽睽之下無票進場，是一種待遇、一種面子、一種本事、一樁藝術、一門學問，足以令人慶幸與陶醉的。守來守去，真正能夠抵擋的，大約只有真想看戲卻又真沒錢的老實人了。還有些惹得起的二三流土操哥，偏不讓進，看他怎么辦！這些人場場都來，人多了聚在門口興風作浪，也叫人頭痛。我給領導建議分而治之，以毒攻毒，選其中若干有影響力的幫忙維持秩序，開演再讓他們進場。這辦法頗靈，這些義務門衛很盡職，張大嗓門整頓高峰人流，直至滿頭大汗。由此可見，辦法得當，盡可以化腐朽為神奇。門衛也有權，可以自作主張、隨心所欲放人進場。我對那些圍在門邊羨煞慕煞又無可奈何的小娃娃，在演出開始之后常施這樣的仁政，因為自家小時候也和他們一樣，常常守著劇場打哈欠，等著看演出結束前敞開大門時的最后幾分鐘“罷腳戲”。
離開宣傳隊的那一年元旦，在沱江邊的懷德古鎮演出。那天我沒去劇場，留在住地閑翻書。我們住在區公所，這里是全鎮山坡最高點，倦了推窗，攬進一輪好圓的月亮。望下去，腳底山坳是尚在高潮之中的劇場。絲竹管弦，隱隱入耳，五彩燈光，把我的同事們輝映成天上人間的絕妙佳人、一代天驕。這如詩如畫的景象使我久久入神，大為感動。
——此時，所有的嘈雜，所有的喧嘩，都全然化解在這如夢如幻、有聲有色、仙境般的鄉戲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