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傳書被槍決的當天下午，我父親就被公安機關釋放回家，交由街道居民委員會管制，監督改造。可我父親并不知道公安機關釋放他的真正原因，他疑心這是公安局在故布疑陣，放他出去的目的是放長線釣大魚，讓他引出“春天”，進行抓捕！他害怕別人再將他往什么特務案里扯。他對出獄充滿了驚慌與恐懼。我至今都還記得，母親帶著我和哥哥姐姐去陳家巷監獄接他時，他竟躲在監舍陰暗的墻角里不出來，像個受驚的孩子瞪著恐駭的雙眼，叫喊道，我不出去，我不出去！我再也不當潛伏特務了，再不當潛伏特務了！當哥哥姐姐一左一右攙扶著他走出監獄大門時，已經阻隔了幾年的陽光和街市的喧鬧之聲更是讓他驚恐不堪。他渾身顫抖不止，蒼白的臉上布滿了令人揪心的痛苦與絕望。他回頭望著后邊的羅定乾，可憐巴巴地說，我不想出去。我是誤入歧途的。我不是真心想與共產黨為敵。羅定乾走上來對他說，我知道你是一時失腳。你回去好好改造吧，不要亂說亂動，要按時向居委會匯報你的思想行動，爭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可我父親似乎沒有將羅定乾的話聽進去，他仍然沉浸在他的思維和恐懼里，我們攙扶著他往家里走去時，他還在一路念叨，說他是誤入歧途的，他不是真心想與共產黨為敵，真的不是真心想與共產黨為敵。后來回了家里，母親將他安排在堂房的一把竹椅上坐下，就忙著去洗米擇菜做晚飯了，我和哥哥姐姐則在一旁陪他。可他連看都不看我們一眼，連他幾年都沒回的家也不看一眼，就兀自坐在那里，像打擺子一樣雙手雙腳不停地抖顫著，怔怔地望著對面的某一個虛空處，哆哆嗦嗦，念叨不休：我是誤入歧途的，我不是真心想與共產黨為敵，真的不是真心想與共產黨為敵呀……
此后，我父親就隔三岔五的跑到居委會去匯報他的思想行動。他已經習慣了監獄里的生活，一到居委會門口就站得筆直，大聲喊報告。進了屋子后，他也是一副誠惶誠恐的模樣，低眉順眼地站在屋中央，洗耳恭聽居委會干部的訓導。他甚至還把他每天記的日記給居委會的干部看。日記記得非常詳細，每天早晨幾點起床，幾點吃飯，幾點上茅廁拉屎，然后幾點上街買菜，路上遇見了什么人，說了什么話，事無巨細，都記得點滴不漏，而且每個字都寫得工工整整，是那種標準的蠅頭小楷。居委會的干部先還表揚他，說他態度端正，真心誠意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改造，后來他去得多了，又盡匯報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拉拉雜雜的，居委會的干部就有些不耐煩了，說你沒看見我們正忙著嗎？你在那里羅嗦啥呀？我父親驚愕地望著居委會的干部，悶在那里半天說不出話來。最后他才眼淚汪汪地說，是……是公安局的羅科長，要我按時來……來向你們匯報的。居委會的干部說，我們聽不懂你說的那些東西。你今后就直接去找羅科長吧！
父親悶悶不樂地回了家，把自己關在睡房里默默地流淚。傍晚母親從蔬菜公司下班回來，見他那副膽戰心驚喪魂落魄的樣子，就問他咋啦？他抬起淚臉，絕望地說，我……我把居委會的干部得罪了！母親問他咋把居委會的干部得罪了？他哭喪著臉說，他們嫌我羅嗦。他們不想聽我的匯報了，他們叫我今后直接去找羅科長。母親癟了癟嘴說，這有啥呀？他們叫你去找羅科長，你就去找羅科長嘛！他們懂啥呀？
于是父親就去找羅科長了。也是隔三岔五的去，也是那副誠惶誠恐低眉順眼極盡恭敬的模樣，不僅口頭匯報自己的思想行動，還將自己詳細記錄的日記一頁一頁地翻給羅科長看。羅科長先還認真聽他的匯報，仔細地翻看他的日記，可連續去了幾次后，羅科長就顯得有些心不在焉了，就對他說，你的態度很端正，進步也很大，只是今后不必這樣三天兩頭的跑了，你該干啥就干啥吧，有了重大情況后再來向我匯報，好不好？得到了羅科長的認可和表揚，我父親心里很是熨貼，趕急躬著腰朝羅科長感激地點了點頭，轉身走了。可剛一走出公安局大門，我父親又覺得不對頭了：羅科長為什么不聽他的匯報了呢？也是嫌他羅嗦嗎？還有剛才羅科長說的“你該干啥就干啥吧，有了重大情況后再來向我匯報”，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他隨口說的呢，還是在有意向他暗示什么呢？我父親不覺呆呆地站在公安局大門口，對著一株梧桐樹緊張地思索起來。那天，有不少人經過公安局的大門口，他們都看見了我父親對著梧桐樹痛苦思索的情景，但他們卻不了解我父親緊張惶恐的內心世界。他們盯著我父親怔怔地看，結果什么也沒有看出來，就搖搖頭，哂笑著轉身走掉了。
那天，像傻子一樣對著梧桐樹思考的我父親得出的最終結論是：羅科長這句話絕不是隨口說的！他一定在暗示和提醒自己，不要再做那些買菜記日記的雞毛蒜皮的小事了，應干他該干的大事重事了！那么什么才是他眼下該干的大事重事呢？作為一個主動投案自首向人民贖罪的潛伏特務，當然是幫助人民政府和公安機關抓住他的上線“春天”，協助他們一舉破獲罪大惡極的“FD計劃”了！
我父親仿佛參悟了一個重大秘密似的興奮不已，當即就飛奔著跑回家去，掏出日記本來又寫又畫，詳詳細細地為自己制定了一整套引蛇出洞，抓捕“春天”的行動計劃。此后，我父親就拒絕了母親為他安排的買菜和做家務的所有瑣事俗事，每天早早起了床，草草扒了幾口飯后，就搬著一把椅子坐到了家門口去，等著他的上線“春天”來與他接頭了。他恨不得在自己的額頭上寫下他的代號，讓所有從井福街上經過的人都知道他就是潛伏特務“老熊”，他在等著他的上線“春天”來接頭！所以他一看見有人朝他走來，不管認識不認識，不管是男是女，他都亢奮和緊張不已，不自覺地要將手伸到背后去，緊緊地抓住他早就準備好了的那根毛刺刺的棕繩子。他渴望著有人順著街邊走過來，鬼頭鬼腦地四下里望望，然后湊近他，悄悄地問他：請問先生，你知道哪里有熊皮賣嗎？他知道只要來人一說出這句話，必定就是“春天”無疑，他無需說出后面的接頭暗語，就可以毫不猶豫地撲上去，將對方按翻在地，扯出背后的棕繩子來捆了，扭送到公安局去！
然而讓我父親失望的是，他在家門口坐等了一個多月，雖然經過他面前的人無以計數，卻沒有一人如他所愿地湊上來，跟他神秘地接頭。直到臨近臘月底了，才有一個外地人上來跟他搭話。那是一個夕陽滿地的冬日黃昏，我父親正為這一天又毫無所獲而懊惱的時候，他突然看見一個行色怪異的陌生人從街口走了過來。那人穿著老式的青布長衫，右肩上挎了一個灰布包袱，左手里捏了一把紅油紙傘，正一邊沿街走著一邊仰頭探望著街邊的門牌號碼，仿佛在尋找什么人或什么人家似的。當時正是井福街最熱鬧的時刻，李擔水“賣——水嘍——”的吆喝聲在街面上長長地流響著，許多放學歸家的孩子在青石板街道上拍著小手唱歌跳繩，而一些下了班的男人則坐在自家的門檐下，抱著茶壺喝茶，悠閑地等著家里的晚飯。我父親一見那人的穿著和行色，頓即緊張起來：他會不會就是“春天”，來找他接頭了？我父親伸長頸子眼巴巴地望著那個陌生的男人，盼著他向他走來。像有什么心靈感應似的，那男人果然就一路探望和打問著，朝他走了過來。我父親渾身的汗毛都直豎起來，還在幾丈開外的地方，他就緊盯著那人的眼睛和嘴巴，期待他走上前來，問出那至關重要的開頭一句暗語。真是神了，我父親正在心里這樣想著，那人就站到了他面前，躬身問道：請問先生……我父親欣喜若狂，心想天啦，你雜種終于來了！便反手去扯腰后早就準備好了棕繩子。可接下來那半句話卻讓我父親泄了氣。那人說，請問先生，你們這里有便宜的客棧嗎？我父親一聽，手腳都軟了，霎時癱散在椅子上。但只一瞬間，他又嘣地從椅子上跳了起來，滿腔怒火地朝那個陌生男人吼道，你既然是找客棧，來問我干啥？！那人驚愕地望著我父親，不知道他究竟說錯了什么，惹得我父親發這么大的火。
正是這件事引起了我父親的反思：看來這樣守株待兔是不行的，他必須主動出擊，想方設法去尋找“春天”，挖出“春天”！他知道，只有這樣，他才對得起寬大他的人民政府，才對得起拯救他的公安機關，才對得起幫助他的羅科長！
此后，我父親就一改他呆在家門口坐等“春天”出現的計劃，開始在全城大小酒館、茶鋪、旅店和花鳥市場這些魚龍混雜的地方日夜不息地晃悠。他成了我們家起得最早的人，也是最忙的人，幾乎每天天不見亮就出去了，中午也不回家吃飯，直到深夜才頂著一身寒氣和滿頭冰霜饑腸轆轆回家。母親對他很是不滿，說你現在菜也不買了，飯也不煮了，成天到黑鬼頭鬼腦的，都在外面忙些啥呀？他竟昂著頭說，這是秘密，我不會告訴你的。我們有紀律，上不傳父母，下不傳妻兒，你問了也白問！母親哭笑不得，惱恨地瞪他幾眼，也只得由他去折騰了。
父親只花了不到十天的工夫，就將全城的大小酒館、茶鋪、旅店和花鳥市場跑遍了。每到一處這樣的地方，一發現陌生的面孔或者他認為可能是“春天”的人，他就主動湊上前去，直戳戳地站在人家面前，緊盯著人家的眼睛和嘴巴，希望對方開口說話，用暗語跟他聯絡接頭，常常看得對方莫名其妙，繼而毛骨悚然，紛紛閃避而去。父親見這樣等待別人開口說話難以奏效，尋思一番后，就進一步改變了他尋找“春天”的方式。此后再遇上他疑心是“春天”的人，他就不再沉默了，而是走上前去，主動發問：請問先生，你知道哪里有熊皮賣嗎？他知道，如果對方是“春天”，他的這句暗語必定會引起對方的注意，對方就會順著他的話往下答，或者反過來問他哪里有熊皮賣，他再順著對方的話往下答。只要這一問一答對上了，對方就無疑是“春天”了，他就會猛撲上去，抓住他，把他往公安局里送！這樣，他就洗清了他的一時失腳和所有罪過，他屁股后面的尾巴就沒有了，他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在新社會生活，在新社會亮亮堂堂的作事做人了！
事情的結果可想而知。我父親早出晚歸，忙過了冬天又忙了一個春季，最終也沒能挖出他的上線“春天”。我父親懊喪不已，也痛苦至極。他覺得非常對不起寬大他的人民政府，對不起拯救他的公安機關，對不起幫助他的羅科長。他痛心疾首地接連扇了自己幾十個耳光。他扇著扇著突然想起“負荊請罪”這個詞來。于是他就效法古人，用那根他本想用來捆綁“春天”的棕繩子，綁了自己，在背后插上一根棱角凌厲的柴棒子，跑到公安局大院去，跪在冰冷的泥地上，哭喊著向人民政府，向公安機關，向羅科長請罪了！
我父親古怪的行為引來了許多人圍觀。在里三層外三層圍觀的人群中，有公安局內部的人，也有外面的人民群眾，還有不少半大的孩子在人前人后興奮地竄來竄去。那天，我放學回家經過公安局，也被圍觀的人群吸引，擠進了人堆里去。我一見父親就愣了。父親赤裸著瘦嶙嶙的上身，毛刺刺的棕繩子深深地勒進胳膊里，一邊將額頭往泥地上咚咚地猛磕著，一邊淚流滿面地哭喊道，我對不起共產黨，對不起人民政府，對不起公安局的羅同志！我有罪，我有罪呀！我請求共產黨，請求人民政府，請求羅同志寬大饒恕我，寬大饒恕我呀……
咚咚聲中，父親將額頭都磕破了，殷紅的鮮血順著他的鼻梁不停地往下流瀉，流得滿臉都是。可圍觀的人群卻爆發出一陣哄笑之聲。他們都把我父親當作了瘋子，當作了神經病！我當時還小，還不能理解父親古怪的舉動和痛悔的心情，我只感到父親那痛哭流涕的樣子很是丟人，就包著滿眼屈辱的淚水，擠出人群，回家去了。
那天，只有羅定乾站在公安局的二樓上，默默地俯望著我父親，沒有笑，也沒有說話。后來與他相識后，他曾對我說，那天他看著我父親跪在地上痛心疾首地哭喊謝罪，不知怎么就想起他們180師那些被俘的戰友來，想起了他們沉重的心理負擔和種種身不由己的痛苦。他長嘆著說，人啊，千萬不能有尾巴，一旦有了尾巴，你這輩子就他媽的完了！